天下残局-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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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关内民众而言，亦只是不时来扰的强盗群体，而非可望于解己倒悬的新朝真主。然在顺治元年，大学士范文程上启建议，则说见今“中原荼苦以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摄政诸王亟应发兵入关，且此行务必“严申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以前做强盗，攻城只为取财，杀人只求得货，固无“纪律”可言，也不用恤怀百姓、安抚官吏；现在要作周武王，则是开拓版图，代育万民，故应讲文明、宣道德，“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多尔衮虚己纳言，清军此番出师遂尽遵范氏所拟之策，以故武战（主要对手实为李自成等“流寇”）、文战（对民众宣传王道）双线告捷，乃于二年之内，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系人心者略尽”，至此，清之开国，规模粗具。而运用儒学，犹不止此。
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明年，定祭孔之例。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祖训”），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正统”，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独裁”（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偏于法治”的，中国社会亦“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共治之”，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当然，此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多尔衮于“草昧”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清军入关，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然欲述绿营，先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为“乌真超哈”（其意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为八旗。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言之。清军入关，碰到兵力不敷调用的困难，而关内明军望风而靡，降者甚众，当其时收编降人成军，令其作战驻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说过：“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且既已设立汉军，那么，将这些降军编入各旗，更为便捷。可是，入关後，这些降军却被组织成另外一支军队——绿营，而不令补入汉军，其意何居？
吾国向重资历，满、蒙、汉三种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别。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满洲与己同族，且共同草创大业，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国，为汉人所灭；蒙古与己族在中国，较之汉人，同属少数民族；蒙古兵之战力亦不可小觑；有此三者，蒙旗亦被优待。于是，满洲三旗军中，以汉军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汉军与满人虽非同族，然其效忠满洲，为时甚早；且满洲入关前为壮大势力，招徕汉族之优惠政策甚多（至有让满洲人腾出原住屋舍以安顿新到汉人者），故汉军旗之汉人与入关後同为一国之民的汉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别。故汉军虽非满种，遽谓其为汉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将新降人补入旧降人组成的汉军旗，表面上省去了另建新军的麻烦，实际上却增加了人际摩擦的风险。因此，清军入关後，每得一地，便将当地降军编为绿营。至于绿营之得名，则以“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幾句。满洲之初，礼法未备，其族之强劲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蛮性亦在乎是。其中，抢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