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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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羞士林。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窍不通,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
知道在美国靠教太极拳、行中医、做中餐谋生的中国人很多,老师,确为首次听闻,匪夷所思。
或曰,牌里的“中”和“发”,取义于《中庸》“发而皆中节”;百多年间,就这样“发而中节”,无论富贵贫贱贤愚,陪伴着中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一起度过无聊的时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当因之发生更多的逸闻趣事,供好事如我者搜遗补缺,权作谈资。只是希望再不要有人将军国大事归罪于它,而小赌养家的新闻也越少越好。
清史管窥
八旗之变
八旗是什么?八旗是一种制度。
既是制度,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或曰,八旗是军事制度。或曰,八旗是贵族制度。或曰,八旗是户籍制度。或曰,八旗是“部族主义”的统治制度。孟森说,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八旗初始,源于牛录额真。在满语里,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满洲古制:凡出兵、狩猎,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头目,这个头目就叫牛录额真;後来汉译则称佐领。随着满洲实力的逐渐强大,每牛录的人数也由十人增至三百人,而牛录额真也就成为官名;此系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之事,定制者即是奴尔哈赤,後来的清太祖。又过了十四年,队伍已经扩大到四百牛录,为便于管理和指挥,努尔哈赤遂设立八旗制:五牛录立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额真;包括努尔哈赤在内,一国共设八个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八固山,即八旗,固山额真,则是旗主。各旗以色别之,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
自此,满洲人才可被称为旗人。因为,所有满洲人都被纳入八旗,各归己身所属的旗主管辖。在旗之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分;旗主与旗主之间,则身份平等。然为协调八旗之内务外交,八位旗长须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长;若此人不称职,或有事令各旗不满意,则可弹劾之,另易新首长。以此之故,孟森才称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并形象地比喻为“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可概括为对外一致而内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这种特点:各旗分治旗务,同时,民主推选首领,共同合作,相互制衡。
但是,当时努尔哈赤制定这套制度,并未想到要用成文“宪法”的方式加以确定,不过是在口头上和各位旗主进行了约定,一旦出现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这种“口定宪法”的约束力就不太可靠了。当然,真碰上雄猜英果不世出的伟人,就算有白纸黑字的成文宪章,也不过是擦屁股纸一张而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便是这么一号人物。他于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以前国号为金,或大金,亦称後金),做了“宽温仁圣皇帝”,年号崇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将八旗共和的国体改造成君主专政的国体。至于他如何改造制度,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尔哈赤在世时,皇太极便以战功着称;努尔哈赤卒,皇太极便挟威独领正黄、镶黄两旗,破坏了一人一旗的老规矩。尔後,他将旗主划分成大、小两档,自己与其它三旗主称大贝勒,召开旗务会议时,四人“并坐而治”,渐渐将话语权集中起来。不久,以战败失地及其它罪名废掉一个大贝勒,于是,四人帮变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蓝旗的大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诉两兄弟的“罪恶”,皇太极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将正蓝旗收归麾下(双黄与正蓝,盖即後世所谓“上三旗”之雏形)。至此,三人行变成哥俩好: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称帝,则哥俩好之局亦不复存在,满洲定于一尊矣。
虽然,皇太极于努尔哈赤所定制度,并未尽废。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现在,皇帝代替共主,选举变成世袭。但是,各旗之人对旗主具君臣之分,则仍未改变,皇太极且专门立法保障这份权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丧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门庆吊者,治罪。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後来,便发生过堂堂一品大臣因为赴旗主家丧事,“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从而耽误了皇帝的召对。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为难。皇帝为此哭笑不得,只好将他“抬入”自己领辖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压抑”。雍正皇帝并特地颁布一道谕旨,进行“修宪”,说,嗣後旗主家再有丧事,必须将所属旗人现任文武大臣者,开具名单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事在身,则照常办事,毋庸吊丧、执役。此外,皇帝所领之上三旗,与其它五旗,亦无轩轾;旗人无论身在何旗,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皇太极时期的八旗制,“联邦自治”的局面并未破裂,只是多出来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的皇帝。不论内财、外交、军事、礼仪,八旗自治的权力全部上缴给皇帝,这个专制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军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统管理,旗主已无兵权,全国唯一的军阀便是自将三旗的天子。户婚田土等民事,则设御史稽察,并令各旗交互代管;这一招,便渐渐消泯了各旗自为主属的界限,并不啻是对各旗财税情况做了精确审计。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旗员,特别是已入朝为官为公务员之旗员的身份,以抑制旗主的威权。例如,不许旗主将已为朝廷命官之旗员挑选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从;旗员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内权贵敢于勒索、刁难本旗出任地方官之旗员,特准旗员举告,“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将旗人对旗主的尊敬驯服转移到皇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专制路线,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现象。此术之发扬光大,则见于雍正以降蔚为盛况的密奏制度:官有等阶,进言则不论卑贱;事有大小,汇报皆朕所欲闻。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职也有机会告一告御状,由此,上下相制,人人谨慎,而操其柄转其枢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语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宫,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这么顺畅、多元的情报渠道!
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後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胤禛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并非无理。然而,其它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後,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胤禛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後的区别。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幾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