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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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後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後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後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馀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後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刘少奇、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後，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麻将
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则笔记，则把马吊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云：“宋名儒杨大年著《马吊经》，其书久佚，是马吊故始于宋也。筒、阴象也，索、阳象也，万、数之极也，盖本乎饮食男女之意也。”中国人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源头，考证马吊，自然不能例外。阴阳之象云云，暂且不论，但就男女们昼夜奋战，饮食都废的普遍现象，所谓“本乎饮食男女之意”，倒是正中肯綮。吴梅村慨叹明朝亡于马吊（《绥寇纪略》），则把饮食男女的娱乐视为毁家亡国的妖逆，而对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不作检讨，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由四十张马吊纸牌，一变为一百三十六张竹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选择了宁波人陈政钥。政钥，字鱼门，号仰楼。出身拔贡，谙熟英文，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久玩马吊，深谙此道。有感于纸牌之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除了洪秀全自杀，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就得数的发明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个专门陈列室，就收藏了很多有关“起源”的文物，建议有考据癖的“麻疯”患者前往瞻仰。到了光绪、宣统，已经从滨海的甬、沪流传到全国各地，风气之盛，于今未歇。那时候，打牌不叫打牌，叫“看竹”，据说典出王徽之论竹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还流传几首“麻风”，很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
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须远避，竹杠怕人敲。
素有盘龙癖，得闲打八圈。上家六合占，本位自输钱。勒子看人倒（原注：三百符谓之倒勒，又谓之勒子），病张摊我拈（三项大张难于打出者，谓之病张）。不如加两点，或可有庄连。
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风则曰西瓜玻璃泡，北风则曰北关桥下水滔滔之类）。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耍ㄎ矫跋沾虺龃笈疲？人竟和下则打之者包全台），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之风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难逃其咎：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为消闲，女人以打为家常，老太婆以打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国肇造的同时，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招牌的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
“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梁实秋的“孤证”以外，新月社诸人怀旧文章，屡屡可见博士“参赌”的史料，只是没有雅舍这篇记叙生动，引用价值不大而已。
《后汉书》里有个著名故事：（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也曾立志“埽除天下”的胡博士，专以律人，不遑正己，我们对此应当深抱“理解之同情”与乎“同情之理解”。而不屑于“事一室”的主要原因，则还因为“一室”之内，有一个资深爱好者，胡博士是不能也不敢“埽除”之的，那就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作为“兼修惧内史”的PTT（怕太太）俱乐部会员，纵使一万个不耐烦家中的声，谅他也不敢形之于色。而胡太太作方城之戏，在那个非常时期，还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据唐德刚记叙，胡适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凄凉惨淡，甚至日常家用，也靠胡太太辛苦雀战的成果赖以补贴。李敖写给他的七十寿诗，就有这么一首，隐讽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卫生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如有神，而能不怪罪胡适早年的不恭敬，反而在艰苦时期帮助他度过窘困，其高风亮节，恰如耶稣，所谓“爱你的敌人”也。
胡适同时的鲁迅，曾比较读书与打牌：“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近乎人情之微，不似胡适那么呆板。而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则更加透彻、十分辩证的勾画出二者的关系，并预先为传入美国之后大受知识界青睐下了注脚。据考，传入美国，当归功于安徽休宁人戈昆化（1838－1882）。而美国实为外传的第一国。戈先生任教哈佛，授业解惑之余，兼传之道，使之很快在智识阶层流行，并流衍全美。到梁实秋留学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下趣事：
“这时候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