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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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考秀才的幼天王
天京天王府左殿内，养着一只青羽鹦鹉，住在银质笼中，每见幼天王过身，便振羽高唱：“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只是，“亚父”洪秀全的残山剩水，幼天王没“坐”多久（不过半年），便都被清军收复，幼天王自己也被湘军捉住。太平天国覆亡，幾个“扑克牌”上的大头目都被捉住。其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钣惺铀廊绻榈挠⑿燮牵鄙沓扇剩鞣坚崾溃恢彝趵钚闳聪卵笱笫蜓怨┳矗杏新肚拥奈淖郑ㄒ灿兴嫡馑恪罢┙怠钡模斫诓槐＃欣⒂谥彝醯姆夂牛欢谏笱妒蓖闯陆袷亲蚍恰⒇接葱母锩娴模挥杏滋焱鹾樘旃蟾Ｒ蝗恕�
同其他俘虏一样，幼天王也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啧啧，咸丰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差远了），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就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此即洪秀全推行的‘严别男女、整肃後宫’政策）”。可见，幼天王尽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对母子、姊弟间的亲情感受不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洪秀全自宗奉“上帝教”後，便禁止军民阅读儒家书籍（称为“妖书”），幼天王却不爱那些宗教书，而从书库里偷出《史记》之类的书，私下里看得津津有味。小孩子的成长史，幾乎就是一部对长辈的各项禁令的反抗史，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幼天王偷看《史记》，看的书不一样，其标示的意义却差不多。但是，贾宝玉从“淫书”里学会了不少恋爱的花招，幼天王却没有从儒书中学到“士可杀不可辱”的骨气；讲完逃亡、被俘的经过，他笔头一转，写道：“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後，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唐家桐，抓获幼天王的军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末了，他还赋诗三首表明心迹，其一云：“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蜀後主刘禅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被後人责骂千馀年；幼天王如此表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刘禅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幼天王只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他责备求全，是否过于苛刻？随後，幼天王被“寸磔”，并未如刘禅那样安享馀生，他的哀求只让他显得更加可怜，而非可恨。
湘军逼我作烈女 有用之学
湘军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民间起兵，一是书生带兵。郁达夫最喜欢的诗人黄仲则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湖南湘乡的老书生罗泽南却用行动证伪了这句话，并赢得生前身後的“青眼”。
“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这句话由“无湘乡，不成军”衍变而来。而“湘乡”二字当日也不是用来指称曾湘乡（国藩），而说的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来的湘乡团练。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抗日期间任教于兰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涟源），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就直接说“无泽南，无湘军”。由此可知罗泽南在湘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泽南少时，家境十分贫困，父亲不事生产，母亲多病体弱，全靠伯父接济。伯父也不宽裕，实在没办法过日子了，就到当铺应急，伯父一件布袍来来回回竟曾当走过七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泽南的性情却甚平和。十一岁那年，根据家门左边是药店、右边是染坊的地理特征，他写了副门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寥寥十二个字，泽南的安贫乐道，醇和忠厚跃然纸上。只是，更大的考验在後头。从十九岁起，十年之内，他的母亲、大哥、大嫂、伯父以及三个儿子先後逝世，妻子也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眼睛；人伦惨变，令人难以承受。当此艰难时世，泽南益发表露了硬汉本色，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这种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精神状态，泽南保持了十五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势如破竹，杀到长沙城下，湘乡人开始组织团练；修炼了十五年的泽南终于有了试验“所学深浅”的机会。他带领弟子们训练乡民，“以宋儒理学治兵”：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军队这种机构，极易流于“以义为利”（拿命换钱）的庸俗化，而导致最终的失败，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到位的军队才有可能在艰苦环境中崛起，并保持百折不挠的韧劲；湘军初起，宋儒的坚忍刻厉之学，就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效果。
起兵後，泽南率军转战于湘、鄂、赣三省，历经大小数十战，时称名将。咸丰五年三月，泽南在湖北洪山作战，右额中弹，继续指挥作战七日，终于不治。临死前，他给前去探问的胡林翼留下十二个字的绝笔：“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两位慈悲名将
湘军初兴，统帅、裨将都是书生，若无行伍出身的塔齐布筚路蓝缕，奋勇当先，日後“书生带兵”的佳话能否兑现，实未易知。塔齐布统军，有个特点：“临阵，好匹马冲锋，尤好单骑薄贼垒觇虚实”。每出阵，塔齐布背负火枪一杆，腰悬佩刀二把，左手持套马竿，右手挥长矛，纵马疾进，“不令士卒出己前”。战前，须侦察敌情、地势，塔齐布便衣独骑，或登山，或渡水，务求取得翔尽的第一手资料，以为作战参考。待被敌军察觉，他已一骑绝尘，追之莫急，“贼中惊以为神”。这种超近距侦察方式非常危险——今日各国大力发展无人侦察飞行器，亦即此理——而塔齐布从未失手，不由得後人慨叹：“濒危得免，有天幸”焉。塔齐布殁後，曾国藩因属下情报工作不得力，亦屡屡感叹：塔齐布此种才能绝无仅有，当代一人而已。自咸丰三年至五年，正以塔齐布的亲身表率、大力护持，自曾国藩而下的读书人、农家子才能有效整合、不断成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人以战胜攻克为目的——至于以“吊民伐罪”、“自由解放”或其他名义发动战争，其孰是孰非，自由政治家负责，非军人所思虑矣——杀人只是手段，故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不杀人，善莫大焉）；纯乎以杀为乐、嗜血成性者，那是屠夫，不配称为军人。咸丰四年八月，湘军猛攻武昌，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城而逃；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迎头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太平军编制中，有称“童子军”者——由十馀岁少年组成，陈玉成即出身于此——此时，便有数百童子军“幼孩”争先恐後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惨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塔齐布的辞典中，自无“人文关怀”一类词语，对翻云覆雨、今是昨非的“民族英雄”之定义亦当不甚了了。他怀抱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只知道“忠心报国”（他的左臂刻此四字）之馀，儿童少年多属无辜，即使敌人也不应滥杀（且可施救）。此种情怀，或可称为“慈悲”；太平军中亦有一位名将，与塔齐布同此慈悲，斯人即忠王李秀成。
咸丰十年春，李秀成率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为死不挪窝的洪秀全第六次解除了“京围”。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此役战死于乱军之中，尸骨都无觅处；亏了李秀成，在丹阳南门护城河里找到他的尸体，以礼葬之，一代名将才入土为安。李秀成回忆此事，说：“两囯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嗣後，李秀成攻克苏州和常州。入城後，“苏民蛮恶，不服抚恤”，镇日在城内搞“恐怖行动”。部将怕局面失控，建议屠城，秀成不许，毅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安抚居民。他亲率数只小艇，深入乡镇，苦口婆心劝民众放弃无谓的抵抗。乡民却手执器械，将他围住，“随往文武人人失色”，秀成已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故不许下属动手，只是继续劝解。终于以诚动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用这个办法，七天之内，“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以故，苏、常虽被战火，百姓却免遭荼毒。
其後，秀成挥师围杭州。总攻之前，他便开展思想工作：不分军民，不论满汉，“肯降者即可”不杀。前此，太平军于克城後，对“满妖”甚为仇恨，杀戮甚于汉人；这次，为了“和平解放”，秀成特向洪秀全申请投降满人亦得免死的“御照”。御照批准，自南京颁至杭州，需二十馀日；御照尚在途中，秀成已攻入杭州，他为遵守诺言，特令暂停对内城——满人皆居于此——的攻击。杭州将军瑞昌，是当日在杭满人的首领，却不信“髪妖”的承诺，拒不投降，且乘太平军停攻，遣洋枪队偷袭军营，打死一千多人。秀成无奈，只得进攻。满洲兵本无战斗力，一击即溃，瑞昌自焚死，连带其他满洲人，亦大半死伤。秀成入城後，亦未因满人顽抗而屠城，且以德报怨，将瑞昌的一副焦骨棺殓妥葬。他并发布公告，安抚城众，云：“尔逢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丰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为止”。秀成之攻占，有礼有利有节，不仅不滥杀，且准许老百姓自定去留，欲走而无旅费者，甚而提供资助。以愚所见，咸、同间战争持续约二十年，交战双方数十支军队，惟有秀成之军，真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躲不开的炮弹
湘军最终成功，水师功不可没。水师作战，除了注意风向和江水流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防御炮火。攻击船只的炮火来源有二，一是敌方船舰，一是江岸炮台。每当进攻江面要塞，水师船只便须应付来自前方和左右两侧的炮火，如何防御这种“交叉火力”，是水师统帅彭玉麟久思不得其解的大难题。湘军的营制、阵法大都脱胎于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彭玉麟也到这部书里找答案。戚氏书中提供了两件宝贝，一个叫做“罟网”，即用十幾层渔网悬挂于舰船左右两面，以备轻度炮火；一个叫做“刚柔牌”，以湖棉和头髪搓揉成团，压成板状，外蒙漆牛皮。彭玉麟依法制作，并实战演习，结果令人沮丧：“炮子一过即穿”。国防科技日新月异，西式重炮大量流入中国，老办法行不通了。
技术引进不可行，只有自行研制。在彭玉麟的亲自指导下，湘军科研人员作了大量试验：打湿的棉被；生牛皮加藤牌；用编竹、牛皮、湿棉被、头髪压缩成盾牌；等等。花样百出，结果依然是“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当时，大炼钢铁的洋务运动尚未展开，从技术上来说，彭玉麟已经山穷水尽。可是，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关卡一日不破，湘军恢复东南的理想就一日不能实现，怎么办呢？只好硬上。彭玉麟与水师将领闭门开会，想出这么一招：弃用各种舰船防护措施，“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
湖口一战，就采用了这种“新战法”。据载，当日彭玉麟亲率水师幾百艘艇列阵冲锋，众将士遵令“植立船头”，其时，太平军船炮、岸炮齐发，湘军水勇“出其矫捷之身手，与敏锐之眼光”，能躲则躲，不可躲则成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太平军一看傻了眼，赶紧疯狂发炮，无奈那时的炮火攻击有其局限，霰弹不多，频率不快，并不能真正织成一张无法逾越的交叉火力网；因此，湘军死伤虽众，到底还是有百十艘突破防线，杀到太平军水师跟前。两军水师面对面交战，湘军的装备、经验极具优势，故一举击溃太平军，夺下湖口。
自今日看来，这种战法太过残忍，缺少人文关怀。但是，不这么干，湘军就控制不了长江；控制不了长江，就围不住南京；围不住南京，历史就得改写。过程与结果，何者更重要，历来是两难之局；彭玉麟斯人已矣，这些思考都留给後人，後人找得到正解么？
报应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猛将，咸丰十年，被派往安庆帮助叶芸来守城。他受命在城墙外修筑堡垒，充当第一道防线。当日攻城者是曾国荃、曾贞幹两兄弟，枪炮地道各种战法，轮番猛攻，深处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