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学常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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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唯一标准。
实证理论和预测能力的联系,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更加紧密。准确预测只是库恩所列出的五项标准中的一项,然而,其中至少还有两项和预测直接相关。例如第四项,理论的简单性。普遍承认简单性是造就优秀理论的一个重大优点,而人们通常是从elegent或优雅的美学角度来理解这一点的。但有研究表明,这个优点看来并不独立于预测能力。对于一个数理模型来说,具有同等解释力的模式,其中较简单的那个模型将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或更高的预测精度。我们后面会看到,其中第五项,丰饶,fertility,其实也差不多等于说能够产生新的预测。
我们曾提到,预测的能力并非科学所独有。有多种多样的预测、预言、期待、臆测。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是通过掌握规律来进行预测。常识也发现很多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常识也能“预言”。谁都能“预言”夏天之后是秋天。
然而,“掌握春夏秋冬的规律”这话是应当留神的。我们说到掌握规律,其典型是在外部资料中发现规律。而像春夏秋冬这类现象样式,早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经验之中,与其说它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东西,不如说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属于我们的认知原型,即我们依以掌握其他事物的经验基础。在经验范围内,谈论“规律”或“发现规律”是十分可疑的。当然,我们也不说“经验到规律”,我们说经验到某种相似之处,经验到某种样式,pattern,体察到某种样式。缘于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说我能预言夏天之后是秋天。相反,在日常生活里,说到预言,通常是说预言那些一次性的事件,例如是否会发生战争,谁会和谁结婚或离婚。
我们曾问,科学怎么一来就有了预测的本领呢?最容易想到的是,科学理论能够发现规律,一旦发现了规律,当然就能够做出预测。的确,科学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正是发现规律。但须注意,这个说法里的首要之点并不在于春夏秋冬那样的“规律”,而在于“发现”。在这里,发现是和资料的外部性相应的。如果我们把春夏秋冬也叫作“规律”,那么发现规律就不是科学的特长了。所谓“发现规律”,是在并非理应如此的地方发现规律。这是科学的特长。我们记得,“自然规律”这个用语也是随着近代科学观念一起流行起来的。
一旦掌握规律,解释和预测就成了一回事。规律是没有时间性的,或者,时间作为一个外部因素被纳入到规律之中。在数运与数学一节,我指出数与自然规律这两个概念的紧密联系,它们都是脱去时间性的概念。规律对未来和以往一视同仁,能够对以往事件做出说明,就能够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测,秋天跟着夏天若是个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去年夏天之后来了秋天,而且自然能预测今年夏天过后也是秋天。在这里再特特谈论预测没有意思。这并不是我们在科学实践中实际上看到的预测。掌握这种所谓“经验规律”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社会科学大半停留在这个阶段,恐怕也将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物理科学早已超出了这个阶段,它深入到规律背后,发现产生这些规律的深层机制。引力是一种机制,它不仅说明为什么苹果落到地上,也说明为什么行星的轨道是圆的,也说明为什么潮起潮落,而这些现象并无表观的相似性。二元二次方程公式也是一个机制,你代入不同的数字,它就产生出不同的得数。你得到的不是现象的重复。各种输入和各种输出并不呈现表观规律。化学元素形成一个周期,但这些元素的现象却没有对应的周期,它们之间互相反应所产生的现象更不形成直接对应的周期。
预测与假说(5)
人们常说,理论具有普遍性。然而,有多种多样的普遍性。最简单的一种是概括断言类型的普遍性。物体的共同点是共相,事件的共同点是规律。抽象出共同点,这是一种普遍性。然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通过归纳和抽象获得共同点,通过概括获得规律,只能产生最表浅的“理论”。这类理论若说提供理解,提供的也是表浅的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死了?“人不免一死”没有从理论上给予回答。嫌疑人曾每天都到谋杀现场,和他曾有一次到过谋杀现场,是在相近的意义上需要得到解释的事情。万有引力不是对苹果、冰雹、眼泪这些下落的东西的归纳,不是在“反复出现”这一含义上的“规律”,有很多东西落下来、很多东西互相吸引,同样也有很多东西上升、飘浮、互相排斥。但显然,牛顿不是从恩培多克勒的吸引和排斥中减去了排斥就会得到万有引力概念。万有引力不仅要参与解释物体的互相吸引,而且要参与解释为什么月亮不落到地球上来,要解释木星卫星的旋转、地球的形状、潮汐运动等等看似完全无关的各种现象。
理论的普遍性不是靠在广度上外推,理论的普遍性是深度带来的。没有哪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现象的重复预言它还将重复。科学是通过发现机制做出预测的,通过对机制的把握,它能预言一种从没有出现过的新颖现象。
科学理论所做的预言有意思,恰在于它们会超出经验预期。这才给予理论以重要性,给予理论以不同于经验的身份。我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书,经过漫长的研究,得出一系列结论,例如,经常出差在外的人有较高的外遇率。直觉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位研究者离开有意义的理论还差得很远。一个良好的理论,我们会期待它预测某些新现象,这些新现象在种类上离开原来的现象越远,越不大可能被期待,我们就会越说这个理论或模型良好。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只是发现了规律,而是发现了机制。那种专门发明出来对付眼前事例的理论〔ad hoc theory〕是无趣的理论,缘故在此。库恩所说的理论丰饶性,是从表观上说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为这一理论进入了深层机制。麦克姆林说,丰饶性这一标准减少了ad hoc理论、一事一说法的理论的可能性。
科学所欲把握的深层机制是远离日常经验的机制。我们只有通过理论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到达那里。近代物理学通过数学化获得了这种远行的能力。我在前两章表明,量的纯外部关系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正是这种长程推理的可靠性使得科学可以发现或建构远离经验的深层机制。科学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从英文词calculable来看,量化和预测差不多是一回事。但这不是说,只要我们量化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量化和预测是通过机制联系在一起的:量化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长程推理使我们能够掌握远离经验的机制,掌握这一机制使我们能够预测。
科学做出的预测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预测。人们说,科学提供精确的预测。由于我们被“精确”这个词的褒扬意义迷住了眼睛,反倒忽略了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先行数量化。科学理论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够做出更准确的预言,它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做出准确的预言,这些事情和我们平常做预言的事情不同类。爱因斯坦理论对行星的实际轨迹做出的预测比牛顿理论所做出的预测更精准,这里的“更”是在两个科学理论之间的比较,至于我们普通人,不是我们的预测不够准确,我们在这里根本无从预测,最多是臆测。反过来,我们预料张三会升官,李四会发财,在这些事情上,科学并不能提供预测,遑论更加精确。科学理论的本领是在我们平常根本无法做出预言的地方做出预言。科学的极高的预测能力,说来说去是预测能够量化的东西:纯量的活动,或者能归化为纯量的活动。而我们的经验世界,原则上是无法大规模量化的。
科学理论不是直接来自经验,它以外在于资料的假说形式出现。这些假说,通常是由通过远程推理得到的一些结论建构起来的,这个推理过程往往牵涉理想化的前提和条件,往往或明或暗地引入了一些尚未证实的东西。这些结论建构起来的假说是否正确有待于验证。假说…预测…检验…理论的程序是和实证理论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是在实证科学兴起之后,假说才被用来指称理论,预测才对判定理论真伪起到决定作用。Savoir pour prevoir〔知的目的是预知〕这话出自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之口,不亦宜乎?
预测与假说(6)
如上所言,科学理论不是预言已经发生过的现象还会重复发生,它根据机制预言新颖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理论能够做出这一类预测,才使得验证成为可能。这类新颖的现象可能从没有被经验到,甚至从不可能被经验到。要验证现代科学理论,经验不够了,直接观察也不够了,理论需要通过实验所生产的事实来加以验证。不是“验之于经验”,而是验之于实验。科学预测和实验是紧密关联的。我们曾强调经验与实验的根本区别。相应地,我们在这里要强调验之于经验和通过实验来证明有根本区别。其中的一个区别是,经验是自然的、回溯的,所谓验之于经验所需要的是判断力。这和依据一个假说设计若干实验来加以证实大不相同。
无论阴阳五行理论还是各种哲学理论都不能发现可经验范围之外的规律,也不能掌握可经验范围之外的机制。阴阳五行理论若被理解为关于机制的学说,那么,我们可以基于其预测的失败把它视作伪科学。哲学呢?哲学也常被视作或自视为发现规律和发现机制的学说。结果,那些热衷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的哲学爱好者,要是没有成为科学家,就会成为最无聊的“理论家”。但如下一章所要辨明的,这种冲动出于对哲学的误解,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哲学研究的鹄的并不在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哲学是对经验的反省,尤其是对概念的考察。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以预言。只不过,概念考察和机制研究、尤其是定性的机制研究,有多重交织,极容易被混淆。理解有举一反三之功。哲学扩大其“适用范围”的方式和科学理论是不一样的,哲学引领我们在深处贯通,在这里,理解的深度意味着理解范围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这和科学不断推进以把握深层机制从而扩大了应用范围是可类比的,并因此容易引起混淆。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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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对事态做出较优预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事态的较深理解。依此类比,我们会设想,科学理论既然能做出更准确的预言,表明科学对世界有更深的理解。但如上文所示,科学的预测能力涉及的是某些特定的事情,可以也必须通过量化才能把握的事情。由此,科学具有预测能力并不一般地表明科学对世界具有更好的理解,除非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一些我们日常经验没有想到要去理解的并且也无法理解的事情上,科学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和通常理解有别,本书称之为“技术性理解”。在技术性理解的意义上,科学理论做出预言的能力当然依赖于理解。
但如“万有引力与可理解性”、“为什么是数学”等节所提示,技术性理解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做出良好的预测,但它对它所处理的课题并不理解。量子力学对量子事件的预测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但费曼仍说,没有人懂得量子力学。科学发现定律、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也是以数学化为代价达到的。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认为,现代科学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证明了它在一般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更好的理解。
所以,我们倒要反过来问:既然我们并不理解现代量子力学,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它呢?一位物理学家,B。格林,回答说:第一,量子力学在数学上是和谐的。第二,它做出的许多预言都得到了科学史上最精确最成功的证实。我们接受一个物理学理论的理由,和我们接受一个哲学理论的理由是根本不同的。
“我不杜撰假说”
牛顿有一句名言:“我不杜撰假说”。这句话引发了研究者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因为,如研究者早已指明,牛顿本人像所有科学家一样提出假说。
如上所言,“假说”有多种相互纠缠的含义。我们说牛顿本人也经常提出假说,指的是现在流行意义上的假说,――假说是需要加以验证的模式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牛顿当然提出假说。但牛顿说到假说,意思不同。牛顿认为:科学研究应当从现象中归纳出某种法则,然后再尝试把这些法则应用到更广泛的现象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检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