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妖-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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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这儿告诉我进展情况和人们正在干什么。有4组人马朝4个方向去寻找，至于尼赫，他也在找她。”

萨姆开始摇头，在恢复讲话能力之前摇头足有10秒钟。“我无法相信，”他说。

“现在你可以相信，”爱丝苔尔说。“她16岁了，这都是一回事，他们都是心猿意马，有时能做出任何事情。除了16岁之外，她对你让她丢面子很生气——她的亲爱的父亲，她可信赖的人——使她丢面子，所以她进行报复。”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萨姆生气地说。“就站在这儿唠叨？”

“对，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萨姆。我们到哪儿去找？我们不熟悉这个地方。我们只能碍事，否则就会迷路，他们又得派出搜寻队找我们。另外，我答应大伙说我们会呆在这儿，如果有什么消息。”

“她是怎么了？”萨姆打断她的话。他开始在屋里来回走动，“从家里出走，我的上帝——”

“关于出走我倒不那么担心，”爱丝苔尔说。“这不是美国，是个小岛，她会跑到那儿？”

“但是她——她可能受伤——掉进洞里——遇上野兽，一头野猪，一条疯狗——饿死——”

“不会。我还是不很担忧，土人了解岛上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会找到她。”

“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他们会找到，”爱丝苔尔坚定地重申。“现在我对玛丽还不如对她的父亲更担心。”

他站住脚。“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可能，他们早晚会找到她，她会平安无恙。可她呢？当他们带她回来，你们带她到阿尔布开克和她那帮放荡的朋友中去，会发生什么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叛逆，她要反对我们，给我们颜色看，并且会继续这样干下去，除非她父亲的脑袋开开窍。”

“怎么一下子都是我的错了？”

“我不是说都是你的错。直到目前女儿好坏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尽了力，好的方面是我们俩的功劳，我们也一起创作了小小的败笔。可是自从来这儿，萨姆，自从上周，是你，是你和我们的玛丽。你得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萨姆，然后我们才能解决玛丽的问题。”

萨姆以拳击掌，“我仍然要说我在教室里做得对！作为父亲还会怎样？爱丝苔尔，我再次起誓，如果你在那儿——”

爱丝苔尔庄严地举起一只手阻止他，就像马克·安东尼制止在朱利叶斯·恺撒葬礼上的群众一样。萨姆被这种经典的手势镇住了，在那儿一动不动。

爱丝苔尔控制住激动，又开始数说了。“萨姆，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说，你听着，以后会发生什么，由它好了。”她停了停，继续说。“萨姆，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的内心深处。多年来，你有知识，进步，是个自由主义者。你有号召力，已经使我也变得跟你一样，并且我也为我们俩志同道合而骄傲。我们阅读家里的所有杂志、图书，没有任何禁忌。我们一同看各种电影、各种电视，出席各种演讲，邀请各种人士。关于政治、关于性、关于宗教，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对吗？好。突然，一夜之间，我们降临到一个国度，这儿不是口头上的和书本上的，而是真实的，这儿一个叫赖特的人，天知道是多久以前，他说让我们用实践来代替说教吧。于是，这儿，且不说对错，他们做事情、集体生活、早期性教育、合作育儿，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在理论阶段。也许这是错的，也许理论应该永远是理论，因为当你实行时它也许并不怎么好。我们来到这儿，你一直信奉的东西、读过的东西、谈论的东西，他们在做，他们要去做。而且突然，一夜之间，对你又不好了，啊哈。突然，碰到性、教育和你的女儿，你就突然不那么自由主义了，你的行为像个固执的道学先生，像奥维尔·彭斯。对他，我们开过玩笑。你有什么不同？我仍然不相信你真像你表演的那样，像我嫁给他、同他白头到老的那个男人。萨姆，我得提醒你，当我们还是小青年时，我们还没结婚，你就要我同你睡。”

他的脸沉下来，表示抗议。“爱丝苔尔，这根本是两码事，你明白。我们知道我们将结婚。只等我读完书并且——”

“啊哈，离家太近，嗯？问题就在这儿。萨姆，我们没结婚就一起睡了一年，如果出点差错，我们没有结婚，又会怎样呢？于是，我的贞操没了，不是我丈夫的丈夫也没了，而我，爱丝苔尔·迈尔，我是人家的女儿，我爸爸的女儿，曾是我爸爸16岁的女儿。”

“我还是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我们是大自由主义者，不是奥维尔·彭斯那样的道学先生，我们并没只说不做，我们做了。那么，我同我的女儿有什么不同吗？但是在这儿问题似乎不一样了。我爸爸，让他安息吧，如果他发现我在学校里看性器官和性姿势，他会揪着耳朵把我揪出来，扇我耳光，迎面给校长一拳，控告学校的制度。但当他发现我，一个处女，一个孩子，他的女儿，让一个他不认识的、叫萨姆·卡普维茨的小伙子到我的床上呆一整夜，勾引我，他会杀死你和我，我们俩个。我不会说他这样正确。他古板，狭隘，有点无知，只知道《旧约全书》和《世界年鉴》，我们是新的一代，自由主义者，应当表现出某种进步。那么，新爸爸应如何对待他的女儿，不是因为她同别人睡觉，而是因为她到学校学习有关解剖学和性，而且因为害羞没有告诉他？他在大伙面前让她丢了脸。他没有表现出宽容。他事实上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这是自由主义者吗？”

“你把我说成可怕的恶魔了？”

“像我父亲，”爱丝苔尔打断他。

“而我根本不是，”萨姆坚持说下去。“我仍然是我，不管发生什么，我心胸宽广，进步，为每个人的好处着想。”

“但不为你的女儿，萨姆。就在这儿，共同良知没有了，嫉妒开始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萨姆，我打赌德京博士会支持我的每一句话。你进步而且嫉妒我们的玛丽。想一想，萨姆。记住过去，不用很早，当我们的玛丽6岁，或许7岁，你总是要抱她，老把她留在身边，这么吻一下，那么吻一下。后来有段时间，她像一条泥鳅，总是从你那儿溜开，当你告诉布林利博士这事和她尿床的情况时，他说得很好。记得吗？他说，她不是从你那儿逃跑，而是从她自己对你的感情那儿逃跑，从你太多的温情中逃脱，因为那使她不舒服，也许与尿床有关。”

“爱丝苔尔，那不是在这儿或者那——”

“是在这儿，而且是现在，萨姆。她16了，半大孩子半大人了，她心目中我像一根傻乎乎的木头手杖。如果有人能同她谈话，如果世上有任何人的话她想听，她相信，那就是她亲爱的父亲。你。但是，她仍然在成长，16岁不是6岁，可你对待她仍像她6岁、7岁、8岁时那样，因为你不想让她走。你妒忌失去她，让她独立，让她学着长大成人，这儿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胡说。”

“你说胡说？是真理，我说！现在我看得清楚。只要你自己不在危险中，你可以做你的大大的、慷慨的自由主义者。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家。试婚。《新大众》。埃玛·戈德曼、萨可·万兹蒂。亨利·乔治。维布伦尼。尤金·德布斯。约翰·里德。林肯·肯蒂芬斯。鲍勃·拉福莱特。人民党成员。西班牙忠于政府共和者。新政。金西。整个大杂烩。我总是附和你说好。让头脑更宽容，世界更好些吧。总是围着咖啡桌，那就是自由主义者。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如果加以考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你把钱都花在我们家里。如果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搬来或打算搬来做你的邻居，你会怎么做？你的心全部投入到你的女儿身上。如果她在阿尔布开克开始同一个墨西哥或印第安男孩关系密切，你又会怎样？你还会说你不在乎黑人吗，尽管你可能因为知道他们在别的地方会更快乐而拒绝他们？你还会说你不在乎墨西哥男孩吗，尽管他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好还是离开玛丽，因为在现实世界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你还会——”

“住嘴，爱丝苔尔！”萨姆的脸色铁青。“你究竟打算把我说成什么？你知道我在大学里为那个要求帮助的前共产主义者而斗争过。你知道我支持过在职工中吸收有色人作教师的请愿。那次请愿在——”

“请愿，萨姆，请愿是好的，有点勇敢，但还不够。在这个岛子上，你面对的是生活的现实和你自己，并且在第一次考验中，你的表现不像个自由主义者。我不是说我赞成这儿的性教育，或对一个16岁的孩暴露，她还没有作好这么快地接受这种新事，这种基本的事情的准备。当然，这可能对她有点害处，使她迷惑，也可能不会。我们不知道。但你已经在这个周比学校害她害得更厉害，使她更迷惑——由于不支持她，由于在实践中你改变了你在理论上和大话中为她定的标准。她依靠的是她认识的萨姆·卡普维茨，而没有觉察到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萨姆·卡普维茨。不是玛丽从我们这儿出走最使我不安。是你从我们这儿出走，萨姆。这就是我不得不说的。”

他点点头，不再抗议，他的脸灰白，她真想用手捧着他的脸，吻他，求他原谅，但没那样做。

最后，他耸耸肩，朝门口走出。

“你去哪儿，萨姆？”

“去找人，”他说。

他走后，她怀疑他是否是去找玛丽——或许是找萨姆·卡普维茨，自由主义者。

在下午3点钟以前的20分钟里，雷切尔·德京将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约见。她坐在用作办公室的空草房里，身旁是当作精神分析病床用的露兜树叶垫子，抄写着关于那个樵夫马拉马和那个不满意的妻子图帕的诊疗笔记。完成这项任务后，她估计第三个患者快到了。

雷切尔把专为访问海妖岛准备的职业活页笔记本放到一边，拿起她杂乱地记录自己生活情景的长方形帐本。莫尔图利因为同她的关系（和她关于他的想法）不是为了发表，已经从笔记本上完全转到帐本上了。

打开日记，雷切尔发现已6天没记了。上次日记简洁、隐秘，除了她自己别人谁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上面写着：

“头天节日。日常两次约见后，参加游泳会。兴奋。我队一人，马克·海，参加了。表现不错，直到最后表现差劲，但符合他的个性。夜晚去户外跳舞，哈里特和丽莎都参加。后来，晚，同意和一土著朋友结伴，莫尔图利，乘独木舟去附近珊瑚岛。像卡梅尔海岸一样浪漫。我们游泳。我差点淹着。后来在沙滩上休息。值得纪念的夜晚。”

她检查着这段文宇。换个别人，比如乔·摩根，会读出什么？什么也读不出来，她满意地断定。即使卓别林也无法弄懂。人们的真正历史只是写在脑子里，同他们的遗体一道安全地、无人知晓地进入地下。纸上的任何东西只是事实的1/10。但随后又记起了她读过的书，她的前人的聪明智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据留在纸上的记录来解释列那多·达芬奇的真实生活，他所需要的多么少啊。还有玛丽·波那帕特，她要了解波，解剖他腐败的灵魂，所需要的材料是多么少啊。还有，她自己的那段写到纸上的东西温和、随便、毫不显眼，也许只有“值得纪念的夜晚”这个谜语除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值得纪念？但一个夜晚，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国，值得纪念可能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或一种气氛。世界上谁会知道对作者来说值得纪念的是因为在她一生中这是她第一次极度兴奋？

雷切尔兴致很好，无所顾忌，把笔放到帐本上，开始写：

“说到这个土著朋友，自从我们一起到过邻近珊瑚岛以来，我只见过他一次。因为我不再对他进行分析治疗（见诊疗笔记），也就没有理由在工作时接见他。然而，他几次邀请我参加社交活动，答应领我看主岛的其余部分，事实上还有第三个珊瑚岛。这些口头邀请是派人传达的，但我不得不拒绝。时间太少了，我得用到我的病人、我对‘共济社’大棚的研究，我对主事会作为一个心理帮助机构的调查和对全部节日活动的观察上。”

“我遇到莫尔图利是今天一大早，我去找他的母亲，她是主事会的头头（见诊疗笔记）。他在她的门前等我，要求对他进行一次正式分析治疗。他说我以前对他的治疗显然产生了一些效果，使他对自己有了某种新的认识，不停地告诉我是我帮助他做到了这一点。自然，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我觉着这是难以拒绝的，于是我答应他今下午3点给他看最后一次。我不知道他会给我诉说什么。”

她的表告诉她7分钟内他就会到这儿。她盖上笔帽，合上她的帐本，放到一边儿。她从钱包里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