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长和他的女人们-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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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维持婚姻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个体的乱交倾向。所以从古代起就出现了娼妓这种职业，不过这种职业是男权社会的的产物，对妇女极其不平等。纳妾制度更是对女人的一种侮辱。像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人如白居易、苏东坡等都有小妾，不光是有，他们还津津乐道，像白居易有一首诗写他的两个妾“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那位苏东坡更是不像话，还经常“携妓游山林”。实际上应该有一种对男女都平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黄素丽说着，眼睛望着浩邈的夜空。
“对对对，你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来了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现在很多日本文人还很怀念那个男女关系比较自由的时代。那个时代结了婚的男人可以找情人，女人也可以找情夫。大家心照不宣，互不干涉，却不会影响到家庭的存在。”任凭说。
“这种方法很好，”黄素丽突然兴奋起来，“我就没想到这一点，回去我的论文有题材了。这种办法体现了男女平等，同时又满足了人的自然习性。”
“你们搞研究，你说说，怎么能获得美满的婚姻呢？现在的婚姻又有多少是美满的呢？”任凭问道。
“你问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十个人就有五对答案，况且这种问题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也太残酷。我真后悔参加这个研究小组，它可能毁掉了我终生的梦幻。”黄素丽的情绪一下子又低落下来，叹息着说。
“怎么了？看破红尘了？”任凭奇怪地问。
“看破红尘倒不至于。但是看到那么多名家对婚姻灰暗的描述，让人感到恐惧。也许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了。”黄素丽伤感地说。
“看看你，中毒太深了吧？但是我提醒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的鬼话。起码不能全信。如果你被他们的大话吓倒了，那么你这辈子就是残缺的。要是像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描述的人生就是痛苦，还有佛教所说的人生苦海无边，那么人就都去死吧，干么还在这受苦呢？但是连叔本华本人也没有去死，而是活得有滋有味的，终了天年。这是为什么？我想，即使像他们所说，人生就是苦难，但这种苦难也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的，就象是有些人喜欢吃苦瓜、辣椒一样，它刺激、别致。要知道大苦即大乐啊。”任凭在黑暗中说着，一只手放到黄素丽的肩上，黄素丽的外罩凉凉的，像冰冷的蛇。
“你这个意思我懂，我看过贾平凹的《丑石》，知道丑到极处就是美到极处。但是可能是我的理解力不太够，总是体验不到那种意境。”黄素丽说。
“人生中有些东西是必须体验后才能理解。比如说婚姻，你不结婚怎么能知道婚姻的滋味呢？怎么能对此妄加评论呢？我有个朋友，两口都是大学毕业，男的潇洒，女的漂亮，真是郎才女貌型的，况且又是同乡、同学，两人的工作也都很好，在别人看来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但是男的见了我怎么说？你不要说我粗鲁啊，他就是那样说的。说他的婚姻就象是屙屎没擦包一样，恶心死了。谁能说得了呢？就像人家说的，婚姻就象是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还有些看起来经常打打闹闹的夫妻，却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感觉，必须体验后才知道。”任凭说起来婚姻总是有一肚子话。
黄素丽哈哈地笑了，笑声像一串冰糖葫芦，又甜又酸。她笑毕说：“你那位朋友说话真有意思，什么比喻啊，简直有辱斯文。”
这时候刮来一阵山风，凉飕飕的，任凭身上打了个冷颤，黄素丽可能也感觉到了山风的清冷，轻轻说：“咱们回房间吧。”
任凭站起身，脱掉自己的西装外罩，轻轻披在黄素丽身上。黄素丽也站起来，像不胜风吹一样斜靠在任凭身上，二人摸索着向那座三层小楼走去，将浓浓的夜色抛在了身后。
他们走进房间，任凭看了一眼桌子上正在充电的手机，准备将它关掉，却看见上面已经有了三个未接电话，一查才知道，三个一样的号码都是中州市打来的。这东西在山腰间的时候没有一点信号，就像是个废物一样，到了山顶信号却是满格。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什么事，赶忙将电话回过去，电话的另一端是乔静的声音，任凭赶忙向黄素丽示意不要说话。黄素丽识趣地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坐下，拿起《旅客须知》看着，耳朵却没有闲着。妻子在电话里焦急地说：“你现在在哪里，能马上赶回来吗？”
任凭知道家里有事，也赶忙问：“出什么事了？快说！”
“粟粟被摩托车撞了，现在骨科医院，这是病房的电话。你快点回来吧，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不接，也不知是咋回事。”乔静焦急地说，一肚子怨气。
“什么什么？被摩托撞了？撞到什么程度？现在怎么样？”任凭急得站了起来，对着手机的话筒弯着腰大声问道。
“现在已经住院了，医生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左胳膊骨折了，脸上稍微蹭了点皮。”乔静几乎是哭着说。
“报事故科了没有？骑摩托的人呢？”任凭又问。
“骑摩托的人跑了，因为当时刚刚天黑，我又没在现场，所以也说不清楚。”
“跑了？怎么能让他跑了呢？记住摩托车号了吗？”
“没有。”
“这样吧，我这里的会还有两天才能开完，我还是提前回去吧。”任凭又问了其他的一些情况后说。
粟粟是二号下午到学校补习功课回来的路上被摩托车撞的。被撞的地点离家里很近，正好被出去买菜的乔静看到，当时路边围了一圈人，她好奇地走向前去看热闹，发现粟粟静静地躺在地上，只是见了乔静后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一会儿，120的救护车就到了，将粟粟拉到就近的骨科医院救治。
任凭找到导游，问她下一步的安排，胡导说明天下山，上午再看一个景点，好像是一个什么庙宇，下午购物，晚上坐火车返回。就是说，如果跟着团走，需到后天早上。任凭当即决定提前回去，可是再提前也得等到明天下山，现在黑更半夜地下山肯定不行，自己没来过这里，地形不熟，不能贸然下山。但是他实在是心神不宁，坐卧不安。这孩子是他心头的一块肉，从一生下来就和自己有一种割不断的联系。弗罗伊德的恋父情结的理论说得太严重了，但女孩子有一种明显的恋父倾向是真的。粟粟从满月起见了自己就有明显的友好表示，小腿、和小胳膊舞动得厉害，将身下的小床折腾得乱晃，而见了乔静一点反应也没有，把乔静嫉妒得只骂她没良心。长大一点则更明显地对任凭产生依赖，见了他亲得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地喊，见了乔静则连看也不看一眼。平时她有什么心里话，比如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有什么疑惑了等等都喜欢给任凭交流，所以虽说任凭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女儿却时常挂在他的心里。现在女儿有了灾难，他不能不在身边。他如果在女儿身边，女儿会减轻好多痛苦。
这时他的手机又响起来，还是医院的那个电话号码。任凭赶忙摁下了接收键，电话里响起了女儿的声音：“爸爸，你在哪里啊？我想你，我妈也想你。”
女儿说着就哭起来，也许是委屈，也许是痛苦，也许是思念。现在城市里的小孩成熟很早，感情也较敏感，粟粟看电视常常看得泪流满面就是明证。
任凭赶忙说：“粟粟，你别哭，坚强一点，像你们学过的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一样。
爸爸马上就回去了啊。”
粟粟继续啜泣着说：“爸爸，你说话可要算数，算数才算是好爸爸，不能再像天天打电话说的那样，说是八点回家，结果到我都瞌睡了还是不回家。我天天都很想你呢。”
任凭的鼻子也酸酸的，继续安慰她说：“爸爸现在说话算数，但是我在外地出差呢，回家还得坐大火车，还得一天才能到家，你要好好地在医院待着，听妈妈的话，让妈妈给你买玩具，书，还有好吃的。”
粟粟担心地说：“妈妈要是不给我买呢？平时我和她要这些，她都不给我买。”
任凭在电话里听见乔静说：“又在卖我的赖不是？我在这照顾着你，你还告我的状，疼你真是白疼了。”
任凭说：“妈妈会给你买的，你只要乖一点她就给你买。待会儿我给她说说。”
粟粟不哭了，撒娇地说：“现在就给她说。”说着就将电话递给了乔静。
乔静接过电话，不满地说：“我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买玩具她告我的状，现在要是买了也是你要我买的，那我干脆就不买了。”
任凭说：“你和她小孩一个样干啥？现在先给她买点东西哄哄她，不让她闹人就行了。”
乔静又问他啥时候回去，他说现在正在定车票，有车没车还说不了。
任凭这天晚上好久没睡着觉。尽管黄素丽赤身裸体地蜷曲在他的怀里，他愿意要几次就要几次，但是他没有要，也没有勃起。他只是在想念着女儿，心疼地想象她胳膊缠着纱布鼻青脸肿的样子。一种内疚感缠绕着他的心，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他要不出来旅游，那就可以趁着节日带女儿到公园去转转，这是女儿天天盼望着的事儿。即使她有课他也可以接她送她，保证她的安全。这样就不会有今天的车祸。任凭的心思被黄素丽看穿了，她极力地安慰着他，替他宽心，像猫一样温柔。他很感动，但也愈发感到愧疚，因为自己和黄素丽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属于典型的露水夫妻，尽管黄素丽一再声称是完全自愿，那么作为任凭这个已婚男人也觉得对不起她，因为自己不可能和她结婚，自己也没有那个打算。在传统观念里和人家好又不和人家结婚就是糟踏了人家，任凭在农村几十年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虽说现在身居闹市，在男女关系上的思想也很开放，但是旧观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就像按不住的葫芦一样。快到天明的时候，任凭才迷迷糊糊睡着了，但是睡得不死，头很沉，就像身上老是有沉重的石头压着。
第二天一大早，任凭就辞别了李南山他们三个人匆匆下山了。黄素丽要和他一起走，被他劝住了。毕竟她没有出过门，应该好好转一转。天已经不下了，但仍然大雾弥漫，许多山峰只能看见一个恍恍惚惚的影子，象是在画里的。任凭无心欣赏风景，只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山下走，遇到台阶就一次下两台或者更多，很多下山的挑夫和抬着空滑竿的小伙子都被他撇在后面。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地看到有三间琉璃瓦盖顶的房子，上面写着╳╳　索道字样，他跨上前去买了票，在那巨大的转轮底下坐上了系在粗粗的钢丝绳上的吊篮，慢慢地腾空，向山下移去。
由于是早上，坐缆车下去的人很少，上来的人却很多，两边的缆绳出现了高低错落。任凭的脚下是一大片竹海，微风吹来，竹梢像是阵阵波涛，此起彼伏。竹叶和竹叶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任凭就在这竹涛上出没，象是一位仙人。他忽然想，假如自己忽然掉下去是个什么样子呢？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正是像在这竹尖上吗？波涛阵阵，那是竹海的怒气，自己随时都有被这怒气掀翻的危险啊。

第八章　伤雁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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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在黄山火车站坐上了下午开往中州市的火车，到了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家里没人，茶几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物品，地板很脏，有很多踩过的脚印。电视机还处于待机状态，有一块布斜斜地盖在上面，宛如姑娘的一种半遮半掩的发式。厨房外面的餐桌上放着存有剩饭的碗碟，碗碟的旁边散乱地分布着大小不一的蛋壳。总之，屋内的一切都像是主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而这种生活的片断就象是一部拙劣的电视剧演到中间却突然定了格。
任凭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像一个懒婆娘随便梳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就坐出租车赶到骨科医院。粟粟的病房在三楼靠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灯还亮着，任凭轻轻推门进去，只见房间内共有三张床，粟粟躺在最里面的那张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双脚都露在外面，左臂带着夹板，夹板外缠着绷带，稚气的脸上不见了平时的白净，左边稍有点肿，好像是抹了紫色的药水，透过药水依稀可见一块像核桃一样大小的擦伤。她的眼角有淡淡的泪痕，像是刚哭过不久。乔静和衣躺在中间的一张床上，身上搭了一片小褥子。一条腿在床上，一条腿还在床边垂着，脚上的高跟鞋挂在脚尖上。左手枕在头下，右臂弯曲着横在脸上。另一张床上躺的是一个中年妇女，是右臂骨折，肩膀处缠着绷带。任凭走过去帮粟粟掖了一下被子，粟粟的身子欠了欠，嘴里咕哝着什么，但没有醒。任凭又轻轻地转过身，把乔静的鞋子摘下来，把她的腿轻轻抬起放到床上。乔静搭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