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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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惨酝哪抗饣鼐炊苑健Ｎ颐潜咦弑咛副吆摺拔逍呛炱煊缙铩钡母枨�10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尽、说不完。跟着队伍来到东长安大街，街面宽阔，人更多，旗更多，好像又来到一个新世界。其他游行的人见我走在队里，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有的说，你瞧：这白发老人走得多带劲！旁边还有人搭腔：那是“四人帮”压迫的反作用。你看，后边跟着一辆自行车在“保镖”呢。话语声，欢笑声，口号声，鞭炮声，汇成了特殊的交响曲。加上鲜艳的红旗，10月的阳光，使人觉得分外温暖、舒服。长安街、天安门，您好！祖国自由了，人民解放了！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照明灯齐放光明，看着周围的灯光突然像闪电似的大亮特亮，我不禁泪流满面，哼了一句：“日照大地万物生。”国瑛转身看我，她也热泪盈眶。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这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蓝苹，你也有今天！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许多干部靠边站，被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和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被他们带到崩溃的边缘。“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所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60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四人帮”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出狱时已是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4）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被告江青诬陷迫害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阴谋活动以及其他罪行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尽管江清百般抵赖，终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谴责，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喝道：“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大家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
沈醉：中国得救了（1）
沈 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
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中央有关部门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三十年》，沈醉著。书中讲述了他解放前18年的特务生涯及解放后的复杂经历。
自从周总理逝世之后，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一天比一天多。全国人民对“四人帮”一小撮人的横行霸道，已经是愤恨之极，由过去的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敢于采取各种对抗行动了。“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恐惧万分，更加穷凶极恶起来。
有的人只说了“周总理逝世前留下了遗嘱”这样一句极普通的话，“四人帮”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别有用心地在全国各地“追谣”，仿佛要一追到底，才肯罢休。当时，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下不知谁又要遭灾了。对“四人帮”的这种做法，用“作贼心虚”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同时，从他们追查这一句话，并把它指为“谣言”来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害怕到了什么程度；也不难理解，他们对周总理又仇恨到了什么地步。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个遗嘱，竟把他们吓成这样，忙成这样，这就足以显示出周总理的伟大，而他们是何等的渺小啊！
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人帮”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中央公布十五号文件的前两天，北京大街小巷就有不少人交头接耳，笑逐颜开地在互相传播这一特人喜汛。有些人见面，只是问一句：“听到了没有”？问的人是那么兴高采烈，听的人如果已知道了，便也报之以兴奋的微笑。当然，说的人越多，越加证实了这一特大喜讯的真实性，便越传越起劲，好像没有比这件事更值得庆贺似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我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内心里轻轻喊出了：“中国得救了！”对方也用万分激动的语气，补上一句：“中国共产党也得救了！”
祖国的蒙难，中国共产党的蒙难，是多少亿人民所日夜为之不安的头等重要问题，一旦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除一小撮人外，谁又不欢呼跳跃！
尽管我正式听到这一消息是1976年10月21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东厅传达中央十六号文件时，但基本上都早已肯定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了，因为平日最爱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从10月7日以后，完全绝迹了。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大都心中有数，只差在公开场合来公开讨论，公开庆祝了。所以这一大快人心、人心大快的喜讯，一经中央正式公布，下午便开始庆祝游行，连举行座谈会都推迟，而是先上街庆贺。10多年没有用过的全国政协的大横幅旗帜，也高高举了起来，我们能走动的专员，无不显得特别年轻，跟随机关领导和职工，从机关走到沙滩，与各民主党派的人，一同从沙滩向天安门走去。沿途游行的队伍和看热闹的群众，看到这一队老头老太太队伍走过时，都投以尊敬的目光，他们看着这群劫后余生的老人，今天也和青年们一道在为粉碎“四人帮”而欢呼。
第二天，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再次在沙滩集合，一直游行到西单。这样的特大喜讯，谁又不想多欢庆一次呢！
第三天，还是继续游行。机关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劝我们不要去，但是我和另外四个人还是坚持去了。这样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是可以使老年人也会变得年轻，也能使疲劳被吓跑的。
在一连串的游行庆祝与开大会、开座谈会等庆祝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此，开始进入了揭发与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阶段。这时，我正在想尽力搜索一点“四人帮”中江、张当年在上海的罪行材料。我想起了我二次入狱后，有两批人来追问我，过去既认识崔万秋，为什么会不认识当时与崔有过往来的人。我一生中干过唯一的一次聪明事，就是坚决不承认我会认识与崔往来的人，不论是假客气来劝，还是硬逼，我都顶过去了，没有幻想能认识什么“大首长有好处”，而宁愿坐牢，因此总算保全了这条老命。今天，要揭发他们的滔天罪行，便得从他们过去的丑恶历史来一步步清算。我应当主动站出来，不能再不承认了。
当我在绞尽脑汁，准备把过去我所知道的崔万秋如何在他主持的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吹捧江青是什么“北国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写出时，意外地从《红旗》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当年用狄克这个笔名在《大晚报》上写文章攻击鲁迅，与“反动文人”崔万秋相勾结，甚至叫鲁迅给他复信时，也由崔万秋转交……。看到这一段，我不由得一拍桌子，高兴得跳了起来。同一办公室的几位专员以为我得了什么神经病，赶忙来问我：“什么事？”我指着崔万秋的名字和狄克的名字，高兴地说：“想不到当年狄克这小子就是张春桥！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不是早就指出，崔万秋是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吗？”几个专员也为我这一发现而高兴，鼓励我马上把这一段写出来，证实当年张春桥化名狄克而攻击鲁迅时，是与军统特务崔万秋勾结在一起，是受崔万秋的指使在为军统而工作的。当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便匆匆亡忙把这情况写成3000多字的材料送给了政协的顼导。
沈醉：中国得救了（2）
这时，文强也想起他和中统特务先大启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听他说过江青当年被中统特务在上海逮捕后叛变的情况，也写了报告推荐特赦后在四川的先大启来揭发叛徒江青。
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好家伙！“四人帮”这么凶狠残暴，原来两个大头目，一个是叛徒，一个是军统特务！难怪他们对革命老干部所搞的那一套，原是“家学渊源”，并且变本加厉。这就毫不为奇，一下使人得以理解了。我还补充了一句：“当年蒋介石和戴笠
挖空心思，想加害革命老干部，没有如愿。谁会想到这些开国元勋，在建设新中国中又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后，竟会遭到‘四人帮’的阴谋陷害！”
我的材料送出之后，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们找出了当年的上海《大晚报》，在白纸黑字上，刊印了崔万秋吹捧蓝苹与刊登狄克文章的大量材料，并经过多方调查核对。
还从国民党遗留下的旧档案中，清出了崔万秋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卡片，上面贴有崔万秋的照片及履历等。这样，我的这份材料便和先大启揭发叛徒江青的材料，以及曾任军统渝特区重庆组长的陈兰生写出的崔万秋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军统有关系的材料，一同刊登在有关揭露“四人帮”的材料上面。
“四人帮”虽已被粉碎，而极少数受过他们蒙骗的人，并没有觉悟过来。所以，我写出这份材料之后，还受到过一些小小的骚扰：一个咒骂我的电话，还有一两封恐吓信。但这对我说来，已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比这更大更凶的波涛也闯过来了的人，对此只当置之一笑。可是政协和有关的领导，却很关心我的安全，当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之后，硬要我立即从永定门搬迁到政协机关来居住，因为不仅原住的地方偏僻，而且上班得跑这么远，怕万一遇到坏人。我虽满不在乎，但对领导上这种爱护，不能不衷心感激。尽管搬一次家很麻烦，我还是同意搬进了机关内部的宿舍。当时粮食、副食等关系仍在永定门，我有时还得回去一下，而机关的领导一再告诉我，要出去随时可向汽车队要车，不要单独行走。我是那些搞惯了暗害的人的“老师”，知道要对人搞什么，先要有所准备，不是随便敢动手的，所以我有时去永定门，便不向机关要车而搭乘电车或公共汽车。有次闹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笑话：我刚刚从永定门东街粮食店把粮票等领到后，便打从永定门内车站上l06路电车到前门，准备换公共汽车回机关。我上车时，两个“长头发”和“小胡子”也跟着上了车。我从裤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了票之后，又把皮夹子放回去，这两个小伙子便看中了我这个老头儿，等车到珠市口，一大群人挤上来时，他们便紧紧靠着我。我的皮夹是用一根小链条系着的，车正向前门行驶时，突然听到很小的一声“嘎嘣！”我一摸，钱包不见了，只剩下一条被钳子剪断了的小链条。
我很高兴，知道这是两位“内行”，不是偶然见财起意的，那就好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