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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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两个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分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区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可不过问该案，先去听听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4）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
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分划错的冤情。假如原来成分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里。那个被划错成分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也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前那么深的积习，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忘记了，现在只拍拍手讴歌而已。
我跟不上文艺界的新浪潮，只能作陈旧的老生常谈，但是至今还不能多谈。到了这类老生常谈不妨茶余饭后谈谈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文艺，且只说文艺，大概真的婪尾春风，群芳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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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郭小川的最后岁月
胡金兆
郭小川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五六十年代，许多青年都是在朗诵他的诗歌声中步步成长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借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翻案风”。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5）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
搪说：“卷烟抽了。”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帮”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从此我们化开了疙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时成为阶下囚。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三天大游行。“分办”隶属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游行兴高采烈。行进到南长街南口时，从北过来一支十几二十人的队伍，举的旗子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为首的是胡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走过来，与我们队伍中的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紧紧拥抱，共庆新生。
大家不由得想到躲在河南的郭小川。乌云已散，厄运远离，他可以也应该出来工作了。还有人听说，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然而紧接着传来：郭小川死在了安阳！
又过了几天，传来了郭小川是在招待所中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死亡的确讯。1999年11月，河南《大河报》刊载了《郭小川之死》一文，作者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详述了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
摘自《一九七五年前后的郭小川》
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1）
董竹君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是一位老人在年将百岁时讲的话。她叫董竹君，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解放后连任7届全国政协委员。
董竹君生于1900年2月，一生中经历了中国的巨大变迁。在“文革”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秦城监狱、公德林监狱和半步桥监狱先后监禁达5年多。
1997年，97岁的董竹君撰写《我的一个世纪》，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文即摘自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