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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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4）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腐败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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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