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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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提供便利的成本是由雇主、消费者、纳税人和其他雇员等承担的，所以第2类判例在实际上资助了次要宗教团体。而且，由于对政府而言资助一个弱小的竞争者并不比资助一个强大的竞争者更有效率，所以就不可能以效率观念来为提供宗教便利的判例进行辩解。另外，第1类判例由于忽视了可能为政府支持宗教提供佐证的各种正当理由——虽然允许免除财产税可能会修正（或关于这一点，是修正过度的）这种倾向。但是，值得在此提及的最重要的观点是，联邦最高法院已要求政府直接资助次要宗教团体，和通过阻止必然会有利于社会中主要宗教派别的信仰和活动的宗教确立从而帮助次要宗教团体。通过这些活动，法院也许已提高了宗教的多元化，而且可能由此已促进了宗教事务，尽管从各方面来考虑其某些宗教确立的判例还带有“反宗教”的倾向。
第3类判例也偏袒宗教——更准确地说是偏袒私人宗教组织，但在更细微的意义上而言，这种偏袒可能完全不是法院故意的，甚至它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于使有权威的政府机构（联邦法院系统）成为非宗教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通过否决表达和实施传统价值的管制而削弱了这些价值，这些判决就增加了对有组织宗教的需求，而有组织的宗教还被看作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如果政府像它通常所做的那样实施基督教的价值体系，那么人们成为基督教徒所得的收益就会减少。第1类的判例就具有相类似的效果。通过禁止由国家付薪的教师灌输宗教价值观念，联邦最高法院就提高了宗教组织所提供服务的需求。而且准许免除教会的财产税也降低了这些宗教组织的成本。
当然，如果因为学校教师带领学生祈祷或向学生朗读《圣经》中的内容就将该公立学校看作是一个宗教组织，那么宗教服务的供应也许不会有任何净增长，但我关心的是它对私人宗教组织的影响。同样，一个严厉控制堕胎的政府就可能被看作是视堕胎为不道德的基督教派别的一种强制执行权力机构；但由于它因此而承担了私人宗教组织的一种职能，所以就会与这些私人宗教组织形成竞争格局，从而也就降低了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需求。
更进一步的观点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1937，第740～750页）：私人组织越小，其控制和管理其成员的有效性就越大（这是卡特尔理论的核心）。斯密从这一理论出发，作出了这样的推论：宗教派别越多，平均而言其每一派别就越小，宗教在管理行为方面就会更有效。这意味着，对宗教组织具有分化作用而不是集中作用的法律规则可能会促进社会的道德风尚，即使它们削弱了政府在直接灌输道德价值方面的作用。
人们可能很难相信由于联邦最高法院采取其积极的世俗主义立场而在实际上已使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尚得到了改善；但经济分析表明，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因允许政府在灌输或规定道德行为方面与私人宗教组织进行更有效的竞争从而使私人宗教组织削弱，那么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尚状况就只会恶化而不会得到改善。由于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在促进道德行为方面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所以政府作为道德教员的作用的增强可能会降低人们对有组织宗教服务的需求。我之所以说“可能”而不是说“总会”，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政府的道德教员作用）一个想努力促进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价值的政府可能会帮助“出售”宗教价值，并帮助那些促进这些道德价值的组织超越其世俗替代者。但这假定，历史的提示是不可靠的：政府将会发现一种
支持宗教的途径－－即依据真正的无派性基础而非确立一种特定的宗教，这会削弱各竞争的宗教派别，也许还会削弱整个宗教。
面对相反的传统常识，要证明联邦最高法院明显的反宗教判决已促进了宗教就成了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为此，我只能提出两方面的证据。第一，近年来福音基督教会迅速兴起，而在从前它却只是一个次要教派并且明显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第二，美国和西欧之间在宗教信仰虔诚度上的惊人差异。不仅美国人中相信来世的人的比例确实远比爱尔兰以外的其他任何西欧国家高，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这一比例是相对稳定的，而同期西欧国家的这一比例却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一个政府确立的（一个纳税人资助和拥有法律特权的）教会（或多个教会，正如德国的两种国教一样），而且有些国家要求在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就政府的宗教确立会阻碍竞争教派的兴起这一点而言，它确实减少了向人们提供的宗教“产品种类”，而且我估计对宗教的需求也会减少。美国的宗教制度有利于促成众多的宗教派别。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现一套适合其经济和心理状况的宗教信仰和礼仪。而且，由于联邦最高法院阻止政府在道德领域起决定作用，所以它在近年来（我推测）已增加了人们对作为道德管制替代制度的宗教的需求。
无疑，联邦最高法院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比我所说的要小。美国的宗教多元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而联邦最高法院维护这种传统所作的贡献可能是很微弱的。然而，经济分析表明，诋毁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则的宗教领袖和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则进行辩护的世俗领袖可能都是在为其各自相反的制度自利而争论不休。
我所讨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可能有以下联系：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种可能的（我并不表示这是一种唯一的或完善的）解释是，它禁止政府干预两种特殊“物品”——思想和宗教——的市场。政府无权管制这些市场，除非有必要纠正外在性和其他不利于资源高效率配置的障碍。这好像是对现代法院如何解释策一修正案的恰当描述；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例外是禁止可能被称作“有效率的”宗教确立（除非有世俗理由证明其为合理，否则这些确立还包括不涉及对信教人的资助的确立）的情况和要求（在资助次要宗教团体意义上）提供宗教便利的情况。除非我们有理由利用并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分立的宗教派别越多，宗教就越有能力促成道德行为——和矫正如犯罪这种负外在性及促成如慈善这种正外在性的道德以补充法律，否则我们就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进行这样的资助。
但是，一次演讲仍不足以证明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所有以上的内容足以表明，这是一种拥有希望并由此而值得追求的特殊理论。我由衷地希望，我已使你相信，那种可能被不确切地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具有巨大的潜能去改变公认的观点，形成关于种种重大社会现象的可检验假设，并最终充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和理解。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译后记
《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译本终于即将与读者见面了。1989－1990年间，正当中国社会在痛苦中寻求变革出路的时候，我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1996年5月，我又根据英文本的最新版本进行了重译，使大家能够了解到国际社会中法律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将近8年的时间，我从一个研究人员转变为执业律师以至海关法律官员，几易职业，但却一直对本书的面世怀有极大的热情并承受着极大的精神煎熬，如同等待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因为我坚信，本书将对中国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务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热情帮助，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感谢本书的原作者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先生为我提供了英文原书和中文版序言并在我遇到理解和翻译困难时予以解释和指导；感谢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原法律项目主管何杰生（Jonathan
Hecht）博士（现为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但本书终于没有能在他离任之前面世而成为遗憾；感谢福特基金会为本书出版所提供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林毅夫博士（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长、研究员）以其卓越的学识为本书进行了校审，使本书更臻完美；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和本丛书编辑杜晓光女士、责任编辑刘茂林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感谢刘守英、李步云、徐炳、王保树、陈春龙、信春鹰、梁慧星、夏勇、李林、张宏辉、田培炎、张宇燕、万中心、吉达珠、陈慧谷、蒋集耀、傅廷美、张勇、赵从旻、邹海林、郑扬等，他们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及我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精神、道义和学识上的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导师吴大英教授在我3年硕士生学习期间以及其后对我的培养和关心。
由于本书是一部法学（其中的章节几乎涵盖了法学的全部领域）和经济学的新兴交叉学科的著作，又受译者学术背景的影响，尽管译者对翻译工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翻译的错误依然在所难免。对此，我将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并希望读者予以指出，以便我在以后的译本中校正。
开始本书翻译的时候，我尊敬的父亲不幸溘然离开人间。我能在短时间内艰苦地完成本书首次翻译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父亲对我事业的希冀和我对我父亲的思念。为此，我谨以本书献给我已故的父亲。
感谢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对我的养育和关怀，以及所有的朋友对我生活和事业的关心。
最后，但不是最轻微的，感谢竺琳小姐在我进行本书新版本翻译和校对期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完结 译者
1996年6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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