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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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乐趣，我很快就发现，许多知识对我并不陌生。尽管学生时代报考的是理科，地理历史早已放到一边。但当年的学习是全面的，基础比较扎实。翻开课本，很快就明白过来。不象如今的一些中学生，畸形发展，对不参加“高考”的学科知识，象是“闻所未闻”。
1985年6月，我正式申请报考成人高校，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县里，是我到市里争取来的。可忽然又说，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四十岁，我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不能报考。我真不明白，报上一边在表扬外国人六、七十岁还上大学，一边又有这样的限制。难道中国人又不如外国人？我找他们申辩了几次。县教育局最后干脆以“教师缺乏”，“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了所有人的申请。他们说还有一条路：参加大专自学考试。我心凉了，与其花几年时间去应付考试，还不如来撰写回忆录。
我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总是与大学无缘。学生时代本来一帆风顺，临到毕业，偏偏遇上“大鸣大放”讲政治，我却因“政治不合格”，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好容易恢复了团籍，准备再考大学，又惹恼人事股长，成了“不安心工作”的人，被贬到“边疆充军”。落实了政策，政治上再“严重”的人也翻了身。却来个看“文凭”。想去争取个“文凭”，又“超龄”不允许。这辈子早不是，晚不是，老是不顺利，我的命可真苦呀！再想想，大概这种不幸的机遇跟中大奖一样，不是人人都能遇上的，不必把它放在心上。至于个人，算得了什么，将来还不都是一堆“粪土”。想通了，什么事都好办，没有噜嗦，没有感想，我开始糊涂起来了。古人说这十分“难得”，是人生一大“进步”。
因为“糊涂”，在学校中我开始受人尊敬。一方面可以称得上是“老教师”，另一方面该是“成熟了”，不管闲事，不得罪人，可以独善其身。学校召开第一届“教师代表大会”时，教研组里的人竟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代表，享有“民意发言权”，可以名正言顺在会上对学校的工作说三道四。可真正到了这地步，我却谨慎起来，或者说糊涂起来，不愿再去得罪领导。只要别人没意见，我也行得通。明知不妥，也自动放弃“神圣的职责”。大概年青时总自以为是，对领导的作为不以为然。那时认为自己不被重视，是因为还没有“出名”，为了能有一席之地，就格外看重自己，常常与领导“对着干”。结果是麻烦不断，苦恼丛生。现在是春风得意，事事顺心。我不知道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本事，唯一的本领是教书。随着年龄增大，教学经验倒是丰富了，我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做过一次教学经验之谈。我认为课堂是神圣的，是教师授业解惑的场所，一定要保证这四十五分的效益。课前教师就得花几倍的时间去准备，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要看教师的临场发挥，和授课技巧。首先教师要强化四十五分钟意识，课前二分钟一定要出现在教室门口。二分钟的“寂静期”可以造成一种“静”的压力，抑制学生下课时过于奔放的情绪。正如打太极拳要先“垂肩含胸”，“意守丹田”。一堂课四十五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安排教学内容要恰到好处。好比一顿饭，菜少吃不饱，菜多又浪费。内容要先易后难，对新的知识点，采用先认识，后介绍，再巩固的原则。先认识，有印象；后介绍，有的放矢；再巩固，就不会忘记。涉及将来要学的知识，不妨采用“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的办法，调学生胃口，刺激他们的求知欲。板书和擦黑板都要讲究，东写一点，西抄一段，学生看得眼花潦乱，教师要不停地擦。全面设计，条条分明，擦掉之前再提醒一次、印象会更佳。擦黑板的同时可以布置学生读课文或做练习，不至于浪费时间又“冷场”。对四十五分钟要十分吝啬，不谈与教学无关的事。能科学安排，环环相扣，往往是下课铃响，讲课也结束了。这要凭一点经验，看教师的功夫。如厨师下盐，抓一把就往锅里撒，不称不量，却能不咸不淡。讲得过快、过精，留下大半时间让学生“自习”，便是淡了。讲得多而杂，或慢条斯理，下课铃响，还兴犹未尽，便是咸了。准时上课，准时下课，不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会更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尊敬。
其次要视讲台如戏台，讲究语言生动有趣，如妙语连珠，抓住学生的听觉。要变换自己的声调和表情，或高亢激昂，或低吟抒情，或嘎然中断，使“无声胜有声”。课堂同舞台一样要追求一种艺术效果。教师当然不必象演员那样靠表演来传情达意。但一踏上讲台就要进入自己的角色，使出浑身解数来感染学生，使每堂课都象演出那样精采。适当的表情动作，可以使讲课维妙维肖，把学生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吸引过来。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甚至是终身的回味。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商品讲究竞争。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同样可以竞争，不要老是教师唱独脚戏。提问学生，检查效果，让学生发问，这是竞争的对立面。一堂课没有师生双边活动，就象市场上光有人叫卖，没有人买东西一样冷清。学生可以提出疑问，请求解答，也可以表示疑议，就象顾客有权对商品进行比较挑剔。那种教师说一不二的家长式教学作风，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教师只能象蜡烛一样永远是消耗自己，不想再去增添原料，不愿更新改造自己的思路。如果学生敢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来为难教师，应该高兴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是故意捣乱，也可以引到正路来，这样的学生最有希望买你的“东西”。问题是敢于提问的学生太少，或根本不会问，不知如何问。因此要强调学生课外预习，把难疑问题记下来。要是学生能问倒老师，说明班上学生肯动脑筋，教师不要怕出丑。如此才能促使教师自强不息，更新知识。要有一种担心学生反驳的“危机感”，才能推出最佳的教学方案来。学生老是沉默，或回答“明白了”，不见得是好事。在知识大道上，遇到平坦的路段，应放心让学生自己走，鼓励他们大胆朝前闯，不要老牵着手，甚至抱着走，只在遇到十字路口，才给予启发和指点。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自己从观察、分析、比较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学生与教师两方面的“竞争”，教育才有希望。
我的发言获得众人的喝采，讲稿后来以《如何上好一堂课》为标题在《螺城教育》刊物上发表过。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就感。许多人看教师的好坏，总喜欢以他获得多少荣誉，得过什么奖项，培养的学生有多出色等方面来衡量。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那些表面的东西不可靠。教师的真正本事就应该体现在他的日常课堂教学艺术上。
1986年开始评定教师职称，以后将按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成果来决定工资的高低，而不是单纯看“文凭”。这对我有利。可第一次评定基本上还是按原有的工资等级高低来套职称级别。工资高的自然评为“高级”，工资低的教学水平再高，也甭想评上“高级”。明显有“黑猫”，“白猫”之分，而不是看它能否“逮老鼠”。我没有“大专”文凭，本来工资就低，要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都有困难。虽然对照条件我已完全符合，可是一个人的教学能力和成绩，无法用秆称出几斤几两，也无法用尺量出几丈几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和你在学校中的地位，可以说你成绩大，也可以说别人比你强。那时又有一位刚调入的领导，才走出校门不久，也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可名额是有限的，我又遇上“对手”了。学校初评时我没有排上队。后来是那位领导工作年限太短不符合条件，被上面刷掉了。大概一个人的“成绩”可以吹，从个人简历上算出的工作年限却难于作假。正好我又有一位初中同学的儿子在县人事局搞这次职称评定工作。他对照我各方面的条件认为完全符合“中学一级教师”标准，才把我提上来。显然光有“成绩”还不行，在这个凡事离不开人情关系的社会里，我没有亲朋好友在当官，可以助我一把，几次都亏过去的同学帮的忙。看来几年“窗前勤苦读”得来的成绩，虽然未能上大学，却在人生道路上派上用场。我的工资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跟当年高中同届的一些本科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没有什么可再遗憾了！
1988年三中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校舍，准备搬迁。乘此机会，县教育局决定作为“教师聘任制”的试点，对原有教师进行考评、筛选，挑选部分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应聘。我有幸被看中，因此能进入县城里工作，每天不用骑车上班，大半时间在家里搞“自留地”修改回忆录。两个子女也先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虽说不是名牌大学，总算有了出路，尽了做父母的职责。将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奋斗。父母早已精疲力尽，该松口气，享点清福。别人也开始羡慕我：“好福气呀！”大概是做人的基本任务完成了，可以“问心无愧”。
想想我这一生虽经历多次坎坷，屡遭挫折，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总能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成效来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认同。也许娇嫩的草木总要开出惹人喜爱的花朵，才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在学校读书自不必说，走进社会，在街道工作，到水库工地劳动，去渠道指挥部当干部，我样样不落人。后来当了小学教师，虽说不是“科班”出身，教学上仍是出色的。有幸进入中学，没有“大专”文凭，业务上还是“骨干”。在工作中我可以说是“步步高升”：从小学到中学，从初级中学到完全中学，从离家远的学校到离家近的学校，从普通中学到重点中学。我一路顺风走过来，越来越称心，越来越受人尊重。这是我成功的一面，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工作的热诚。我克服了许多陌生，才使脚下的路越来越宽畅，最终走出变幻莫测的人生峡谷，来到一个广袤的天地，充分享受着大自然慷慨赐予的阳光、空气和绿色的草地。不再磕磕碰碰，满脸血污，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人生总是苦乐相间，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论失去多少，或获得些许，都已是昨天，心中时刻想念的应该是未来。我不再象十年前总抱着一股怨气，凡事想争个是非曲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一切，即使死神来临也能泰然处之。每个人在这世上作客，都有回去的时候，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到了天堂或地狱都享有一样的平等，世人就不必太在意他们的过去。我像悟到人生的真谛，忽然豁达起来了。
十、实现自我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十足，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我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摧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想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也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9月，我决定请求“病休”离开学校。一个月后正式申请“提前病退”，同时开始四处打听。最初是希望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