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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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牧稀苯簧先ィ�看他们如何反映再说。
我写道：“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最后我又补上“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就这样作为通信内容交上去。
想不到他们收到我的所谓“交代材料”，竟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又是站岗又是轮班警卫，谨防我在“交代情报”之后，唯恐“报复”，感到“进退两难”而去寻短见。我再一次糊涂了。他们怎么没有分析出我的所谓“交代”纯粹是胡编乱造。如果我真是一名“特务”，象“这里有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类众所周知的“情报”，还用得着去提供吗？同时我也明白，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证据，而是靠诱供，企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点也不是“重证据”，完全在轻信口供。
然而“好友”却笑眯眯地第二次走到“反省室”，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交代的材料，中队长很满意，不久就会从宽处理。只是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讲。”“什么事？”“那边不是寄钱给你了么！”“没有呀！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个华侨亲戚也没有，从没有收到过什么侨汇款。”我不禁大吃一惊。“你再想想看，或者是什么物资。中队部已派人到侨汇派送站去查存单，有证据的。”“肯定没有，这点我很清楚。”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这个人真是，反正一点是麻子脸，两点也是麻子脸，何必留着尾巴呢！相信我，不会害你的。”“好友”十分殷切地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文格纸来。
我心里直打鼓，但秉性轻信，以往遇到的又都是一些呵护我，帮助我的人。我没有料到“好友”也会卑鄙地在出卖和帮着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我甚至对他仍存有幻想，也许他另有打算，真的在为我开脱。我更没有料到那些人会如此不顾党的政策，想方设法要裁赃一个好人。
事情已在背后悄然进行。12月30日晚，专案组长把我叫到中队部，拿出一张纸条叫我在上面签个名。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标题上写着“定案依据”，下文是：“何海生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我这一看非同小可，吓出一身冷汗。上面的措词跟判决一个特务所写的差不多，怎么会成为这样？我立即无力地申辩：“我不是借集邮为名，我真的在集邮。对方是不是特务，我早说过不知道。通信内容也有出入，你们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邮票是交换来的。”此刻我觉得好象沉入大海之中，嘴上说不清，手里抓不着，心里绝望极了，只是盲目地挣扎着。
中队长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摇，大声吼着：“你想跟共产党开玩笑吗？翻案罪更重，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
“何海生，我们对你是实事求是的，会少写一些，也不会多加一点给你。你当时年青，误入歧途。这些我们在处理报告上会如实写清楚。你放心好了，上级会酌情处理。”专案组长说着又把两张别人的“定案依据”伸到我眼皮底下，“你看，他们两个不是都签了，还犹豫什么。今晚定了案就算对你审查结束。明天我叫他们让你回家一趟，你看怎么样？”
仿佛有几十张狰狞可恶的脸在晃动，几十种狼嚎鬼叫的声音同时在耳边轰鸣。我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忽然“明天让你回家”，象一幕海市蜃楼掩盖了这些妖魔鬼怪，眼前显出一付勃勃生机的景象：美娟手里抱着孩子笑吟吟地迎接我的归来，父母亲在一旁欣慰地望着我笑，女儿伸出双手细细地喊着“爸爸”。啊！我好象此刻才发现生活是这样美好，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已经将近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了？我的心又剧烈地跳起来。渴望回家的念头，一时使脆弱的心理获得发挥，天真地认为大概这是下面的最后一关。送到上面该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绝不会草菅人命，组织上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事情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先过了眼下这一关再说吧！我拿过笔来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失魂落魄地走出中队部。
“定案”后，他们让我回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边。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过去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那时却是真正的恐怖。我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路，入地无门，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直到春节前，他们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去。走前，专案组长还威胁“出去不许串供”。
走出禁地，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一下宽畅起来，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
他们带我到半山腰的一间旧寺廟里，里面竟然关押着十几个“阶级敌人”。早听说，大队“学习班”里关着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那些人一不当官，二无“铁饭碗”，凭力气吃饭，还要受到所谓“审查”。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地板上东歪西倒躺着一些卷曲成弓形的身子，底下垫着一层稀疏的稻草，连张草席也没有。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一声可怕的梦呓吓了我一跳。那个“下海投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再说。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大部分解散，又回到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揪“现行反革命”。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异已，“纯洁阶级队伍”。把那些够不上“开除”条件的人用“文明”方式赶出去。他们要那些在“清队”运动中挨过整，受过“审查”批判的人表决心，“自愿”申请到“农业第一线”去。一些饱经磨难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以为能逃避现实，过上“隐居”的生活，便接受了。更多的则是被迫顺从了。
我可不愿意失业，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人总得活下去。组长几次“启发”，我无动于衷。最后他竟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7月21日学区党支书照样通知我“光荣下放到农业第一线”。我当即表示抗议，要求先对我的“审查”下结论，再谈“下放”。因为当时对我的所谓“定案”，上面并没有批复下来，也就是说，对我的“问题”性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把人“下放”。我拒不接受“通知书”，不领取“下放金”，不办理迁移户粮手续。可是他们象扔掉一件破烂那样，一经掷出去就不再去管它。就这样，没有在“里通外国”问题上卡死我，却用一脚踢开的办法来摆脱他们自己的困境。
如今事情早已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新的纪元。改革开放的政策熨平了人民心头的创伤。那些受过迫害的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们对“文革”“清队”中遭受迫害的人也寄予极大的同情。但是，我想说，那些迫害人的人，一样可悲。他们受人欺骗和利用，把人民当成敌人，把好人作为坏人打斗，就象被人挑唆，狠心抛弃自己的妻儿，背叛年老力衰的父母，不认骨肉兄弟一样，显得多么孤单和可憎。这些人不也是受害者吗？不也值得同情？唯有那些独出心裁，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抱着个人目的滥发阴威，设计陷害，肆意侮辱和贱踏别人人格和权利的人，才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是一群魔鬼，活该受到众人的诅咒。
四、走别人安排的路
　　　　1970年春，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又掀起热潮。声称几个月内要将所有城镇居民都迁到农村去，城里要“剃光头”，今后不再有城镇了。说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起初，居民们以为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说大话而已，未必当真，彼此都在观望。只有那些“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居民户，被勒令限期搬迁。街委会为此举办“上山下乡学习班”，每天把那些人叫去开会学习，不许他们在城里干活谋生，直到他们答应下农村，才算“学习毕业”，可以得到“自由”。在城里长时期断了生活来源，就唯有去农村才有活路，这一招也真绝了。那些人走在前头，做“榜样”。接着又有种种谣传：“南安县城已经搬光了，连县革委会都分散到农村去办公。”“江西省迁了几万人，城里的房屋被拆除，夷为田地。”……还说最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通通要赶到大山区里去。居民们由观望而变为惊恐不安，担心谣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