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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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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道:“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最后我又补上“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就这样作为通信内容交上去。
想不到他们收到我的所谓“交代材料”,竟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又是站岗又是轮班警卫,谨防我在“交代情报”之后,唯恐“报复”,感到“进退两难”而去寻短见。我再一次糊涂了。他们怎么没有分析出我的所谓“交代”纯粹是胡编乱造。如果我真是一名“特务”,象“这里有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类众所周知的“情报”,还用得着去提供吗?同时我也明白,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证据,而是靠诱供,企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点也不是“重证据”,完全在轻信口供。
然而“好友”却笑眯眯地第二次走到“反省室”,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交代的材料,中队长很满意,不久就会从宽处理。只是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讲。”“什么事?”“那边不是寄钱给你了么!”“没有呀!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个华侨亲戚也没有,从没有收到过什么侨汇款。”我不禁大吃一惊。“你再想想看,或者是什么物资。中队部已派人到侨汇派送站去查存单,有证据的。”“肯定没有,这点我很清楚。”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这个人真是,反正一点是麻子脸,两点也是麻子脸,何必留着尾巴呢!相信我,不会害你的。”“好友”十分殷切地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文格纸来。
我心里直打鼓,但秉性轻信,以往遇到的又都是一些呵护我,帮助我的人。我没有料到“好友”也会卑鄙地在出卖和帮着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我甚至对他仍存有幻想,也许他另有打算,真的在为我开脱。我更没有料到那些人会如此不顾党的政策,想方设法要裁赃一个好人。
事情已在背后悄然进行。12月30日晚,专案组长把我叫到中队部,拿出一张纸条叫我在上面签个名。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见标题上写着“定案依据”,下文是:“何海生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我这一看非同小可,吓出一身冷汗。上面的措词跟判决一个特务所写的差不多,怎么会成为这样?我立即无力地申辩:“我不是借集邮为名,我真的在集邮。对方是不是特务,我早说过不知道。通信内容也有出入,你们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邮票是交换来的。”此刻我觉得好象沉入大海之中,嘴上说不清,手里抓不着,心里绝望极了,只是盲目地挣扎着。
中队长走过来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摇,大声吼着:“你想跟共产党开玩笑吗?翻案罪更重,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
“何海生,我们对你是实事求是的,会少写一些,也不会多加一点给你。你当时年青,误入歧途。这些我们在处理报告上会如实写清楚。你放心好了,上级会酌情处理。”专案组长说着又把两张别人的“定案依据”伸到我眼皮底下,“你看,他们两个不是都签了,还犹豫什么。今晚定了案就算对你审查结束。明天我叫他们让你回家一趟,你看怎么样?”
仿佛有几十张狰狞可恶的脸在晃动,几十种狼嚎鬼叫的声音同时在耳边轰鸣。我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忽然“明天让你回家”,象一幕海市蜃楼掩盖了这些妖魔鬼怪,眼前显出一付勃勃生机的景象:美娟手里抱着孩子笑吟吟地迎接我的归来,父母亲在一旁欣慰地望着我笑,女儿伸出双手细细地喊着“爸爸”。啊!我好象此刻才发现生活是这样美好,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已经将近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了?我的心又剧烈地跳起来。渴望回家的念头,一时使脆弱的心理获得发挥,天真地认为大概这是下面的最后一关。送到上面该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绝不会草菅人命,组织上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事情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先过了眼下这一关再说吧!我拿过笔来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失魂落魄地走出中队部。
“定案”后,他们让我回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边。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过去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那时却是真正的恐怖。我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路,入地无门,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直到春节前,他们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去。走前,专案组长还威胁“出去不许串供”。
走出禁地,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一下宽畅起来,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
他们带我到半山腰的一间旧寺廟里,里面竟然关押着十几个“阶级敌人”。早听说,大队“学习班”里关着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那些人一不当官,二无“铁饭碗”,凭力气吃饭,还要受到所谓“审查”。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地板上东歪西倒躺着一些卷曲成弓形的身子,底下垫着一层稀疏的稻草,连张草席也没有。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一声可怕的梦呓吓了我一跳。那个“下海投敌”者正被吊在樑上晃荡,低垂的脑袋说明早已被折磨过。这人原是大队党支书,几年前曾获得“擒敌英雄”称号,他怎么会“下海投敌”呢?此刻我才知道这乡下的“学习班”竟是私设的牢房。比起来,我在县里遭遇到的要算是幸运的。一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竟严厉命令他们把他放下来,等队长回来再说。其实所谓“下海投敌”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些“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他以死地,只是“宣传队”干预过,才未能下手。那天晚上他们想再次刺探“宣传队”的态度,要不是我“多管闲事”,那位支书的命说不定早完了。此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后似乎也觉得“多此一举”,当了“囚犯”还不忘党的利益,这也正说明我不是“阶级敌人”的有力证据。然而,我的苦心,当时有谁能理解呢?
同年4月“宣传队”大部分解散,又回到公社去办“学习班”,据说这是个“好办法”,什么事都可以通过“学习班”来解决。这次是搞“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整那些“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揪“现行反革命”。
接连几次运动下来,许多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6月份开始动员“退职下放”,目的还在清除异已,“纯洁阶级队伍”。把那些够不上“开除”条件的人用“文明”方式赶出去。他们要那些在“清队”运动中挨过整,受过“审查”批判的人表决心,“自愿”申请到“农业第一线”去。一些饱经磨难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以为能逃避现实,过上“隐居”的生活,便接受了。更多的则是被迫顺从了。
我可不愿意失业,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人总得活下去。组长几次“启发”,我无动于衷。最后他竟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7月21日学区党支书照样通知我“光荣下放到农业第一线”。我当即表示抗议,要求先对我的“审查”下结论,再谈“下放”。因为当时对我的所谓“定案”,上面并没有批复下来,也就是说,对我的“问题”性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随便把人“下放”。我拒不接受“通知书”,不领取“下放金”,不办理迁移户粮手续。可是他们象扔掉一件破烂那样,一经掷出去就不再去管它。就这样,没有在“里通外国”问题上卡死我,却用一脚踢开的办法来摆脱他们自己的困境。
如今事情早已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新的纪元。改革开放的政策熨平了人民心头的创伤。那些受过迫害的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们对“文革”“清队”中遭受迫害的人也寄予极大的同情。但是,我想说,那些迫害人的人,一样可悲。他们受人欺骗和利用,把人民当成敌人,把好人作为坏人打斗,就象被人挑唆,狠心抛弃自己的妻儿,背叛年老力衰的父母,不认骨肉兄弟一样,显得多么孤单和可憎。这些人不也是受害者吗?不也值得同情?唯有那些独出心裁,置党的政策于不顾,抱着个人目的滥发阴威,设计陷害,肆意侮辱和贱踏别人人格和权利的人,才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是一群魔鬼,活该受到众人的诅咒。
四、走别人安排的路
    1970年春,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又掀起热潮。声称几个月内要将所有城镇居民都迁到农村去,城里要“剃光头”,今后不再有城镇了。说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起初,居民们以为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说大话而已,未必当真,彼此都在观望。只有那些“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居民户,被勒令限期搬迁。街委会为此举办“上山下乡学习班”,每天把那些人叫去开会学习,不许他们在城里干活谋生,直到他们答应下农村,才算“学习毕业”,可以得到“自由”。在城里长时期断了生活来源,就唯有去农村才有活路,这一招也真绝了。那些人走在前头,做“榜样”。接着又有种种谣传:“南安县城已经搬光了,连县革委会都分散到农村去办公。”“江西省迁了几万人,城里的房屋被拆除,夷为田地。”……还说最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通通要赶到大山区里去。居民们由观望而变为惊恐不安,担心谣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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