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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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着小凳子，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
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
他们先是用“疲劳战术”，两人一组轮番“轰炸”。有的装“白脸”，花言巧语引诱我，“我相信你当时幼稚，误入歧途。现在只要交代了，照样是好同志。”“交代了马上可以自由，可以去见老婆孩子。”有的扮“红脸”，动手动脚威逼我，“说不说，不说就捆绑起来，实行无实阶级专政。”起初我很有能耐地让他们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去，只是默不作声地坐着，或回答两句简单的话，“不知道”，“没有。”因为我确实无从交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暴跳如雷，一批批象走马灯似地从我跟前晃过去，从早晨一直到夜晚。
到了后半夜，我心里憋得慌，胸口闷得难受，脑子里嗡嗡直响，象装进一颗定时炸弹，感到马上就要爆炸似的。这时又来两个人，一个矮个，满脸络腮，尽管经常刮得铁青，他们还是叫他“大胡子”。此人当过几年兵，回来捞不到一个校长当，心里很是愤愤不平，对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特别恼火，好象是这些人不让他当校长似的。“你们这些人国民党时代吃得开，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哼！我看这次就甭想再溜过去。”他一来就冲着我没头没脑地吆喝，“你说，解放前你干过多少坏事？解放后又怎样与人民为敌？有哪些重大政历问题，赶快交代。否则，老子决不放过你。”我想说自己是生长在红旗下，解放前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解放后才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又一想，这种人只是他们临时借用的“棍棒”而已，他的特长就是对别人施行“专政”，何必跟他争辩，让他去嚷嚷好了。但他却非要我回答不可，用手死死拧住我的耳朵，“说不说？”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我拨开他的手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挥乱撵着，象在拼命挣扎，同时歇斯底里般地喊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政历问题，我说过不知道，不知道。我实在受不了。干脆让我死吧！你们这是在逼供讯，是法西斯，还要不要党的政策……”“大胡子”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镇住了，或者以为我疯了，一时竟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沉默反而叫我害怕，逐渐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有点说过头了。可我一退却，立即造成他进攻的机会。“好呀，你还会装疯卖傻。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我们逼供讯，是法西斯。我倒要让你知道一点厉害。”说着“啪”地一声，他把一包装得鼓鼓的档案袋摔在我跟前，“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你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吗？你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有吗？”
“我已经被甄别，恢复团籍了。”我不服气地回答他。
“哼！你以为那就没事了！告诉你，永远是个污点，洗也洗不掉。”
我低下头不再作声，旁边那个“小白脸”开腔了。他老在用手指尖捋下巴那根黑痣毛，一付沉思的样子，一边观察我的神色，“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一清二楚，本来马上可以定案。看你年纪轻轻的，不忍心让你受到‘从严’处理，想方设法要挽救你。社会主义还是多一个人好么！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只好感激似地点点头，心里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是你们执意在迫我离开社会主义圈子，还谈什么“挽救”。
“大胡子”随着铺开纸张，提过我的手往桌上一摔：“马上写，不写今晚你甭想睡了。快！”看我没有反映，他又拿手指关节边敲着我的头边说：“你当真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吗？何海生，我还没有见过象你这样顽固的。”最后一下，差点把我掼倒。我脸上热辣辣的，胸膛扼着一团火，然而我最终只能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吮着自己的血迹，让疼痛静静地在心里消耗掉。忍耐是唯一的办法，冷静是最好的策略，沉默才是有力的抵抗。
这两人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就往中队部走了。我知道自己招祸了。
这时东方已露出晨曦，寒气也格外袭人。我已没有一点睡意，心头仍闷得慌，脑子似沉重又似空虚，身子麻木象一具被施了魔法的海地“僵尸”。此时他们要是再让我干什么，我准被牵着走。但是他们却要批斗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而且不让我吃早饭就紧急集合。那情景就不用提了。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终于昏倒在台上。他们还骂我“装死”，两个人硬扶着直到“批斗”结束，才七手八脚把我送回“反省室”。
“反省室”的看管人员见我已近虚脱的样子，赶紧倒一杯开水让我喝下，还到食堂为我打饭，一边安慰我：“没关系，问题说清楚了就好，饭是不能不吃的。”我这才体会到一点做人的价值和权利。“饭是不能不吃的。”我的未来不完全是这些人说了算。历史是公正的法官，时间是忍耐的证人。这位看管人员就是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那些日子他常在生活上给我们这几位“阶级敌人”帮点小忙。有一次还替我偷偷捎一封家信。当然，我绝不会在信里“搞串供”，我的目的仅想让家里人“放心”，“别挂念”，我告诉他们在“学习班”里“一切都好”。中队长对这位看管人员“立场不坚定”，“同情阶级敌人”的事早有所闻。只因他为人随和，善于应变，颇通世故，中队长才对他格外开恩。但后来还是把他调走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大会小会不知过了几场，他们从我这里仍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说实话，有时我也很难过，不是自己不愿给他们，是确实一无所有，让他们白费许多劲，彼此都是一场悲剧。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再理我了。听说“学习班”即将结束，上面指示所有遗留案件必须抓紧了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有一位“好友”，以前常跟我在一起推心置腹交谈时政。“清队”开始不久，他被调到“学习班”专案组当外调人员。在我主动“交代”之前，他曾劝我别把通信集邮的事说出来，免得招来麻烦。我“自我暴露”以后，他装得若无其事，开始躲着我。我也闭口不谈跟他在一起的事，免得拖累他。他从不参加对我的“围攻”和“帮助”。可是，就在“临解放前”的一天，他突然十分诡秘地到“反省室”找我；“你的材料我看过了，再不坦白恐怕会被‘从严’处理，而‘从严’不只是‘开除’，‘戴帽’，还会‘逮捕判刑’。中队部已在赶写‘立案报告’，过几天你们这些人都要从速处理。”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全懵了，毫不怀疑“好友”“舍命相告”。顿时，脑子里嗡嗡直响，产生种种幻觉，嘴上喃喃自语：“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的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不会骗我吧！”
“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此时我完全失却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心头又是一阵阵狂跳，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仿佛到了阴间地府。可是，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呀！我恳求“好友”透露一点材料给我，好让我拿去“坦白”。“好友”象是感到十分为难，说不能违反纪律，万一中队长知道，自己要受处分。后来又象是不情愿地说是要我交代当时的通信内容。
我想事隔十余年，谁还能把信的内容想出来。依稀记得不外是谈交换邮票的事。我只好按过去与人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几段交给他：“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等。
专案组长接到我的“交代”，亲自出马给我“鼓气”，“你开始交代，很好！但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我恍然大悟。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就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这根本就不是“审查”。按理说，对一个人的“审查”，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他本人负责。结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然而他们是一定要得到“肯定”，才肯罢休，才算“审查”结束，有了成绩。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何不写一份近似“可爱的家乡”那样的文字作为“机密材料”交上去，看他们如何反映再说。
我写道：“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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