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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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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斜视,好让这些从国外归来的同胞知道一点民族尊严。至今也就想不出有怎样的激动。可见要想得到真切而生动的感想,就不能在新事物面前装模作样,应该让人的天性自然而可笑地流露出来,稳重同轻浮一样体验不到真实的情感。
火车拖着长长的嘶鸣声把我们带进广州市区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朦胧的夜雾中看到远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我还是被引诱到车窗口去,象这样的夜景过去只能从银幕上看到,那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部看不尽的电影,密密麻麻如同繁星的灯火,显示这是一座不夜之城。要不是火车太无情,我是不会从车窗口缩回来。
在徐徐的汽笛声中进站了,我怀着满足的心情步下火车,一时觉得到了一个革命的圣地,就要去参加伟人的代表大会,要跟那些气宇昂扬的大人物并肩同坐。我的血又要沸腾起来,我的同伴在啧啧称赞,他们有的被车站的宏伟吓得目瞪口呆。
可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时被称为“两面派”的陶铸刚刚在中央被揪出来,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五干将”之一,是广东省的前任省委书记。这里的“当权派”象预料到什么,纷纷逃避。广州象个“不设防的城市”。省委机关瘫痪,市政府没人过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接待室成了难民营,整个大厅全是徒步“长征”到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垂头搭脑,无精打彩,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背靠背互撑着,或倚着柱子,蹲在墙边,几乎都在埋怨不该出来受罪。听一些人介绍,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三夜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给办理接待手续。门口有一群人在拼命敲打办公室的窗户,大声叫喊,可是整座房屋象死人一般,任你百般捶打也不吭一声。
我们只好跟大家一块挨到天亮。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弄来一位工作人员,几十人簇拥着把他推向办公室。他在不停地挥手声辩,不肯向前。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两个象是头头的“红卫兵”把他硬塞进屋里去。外面的窗户立即贴满了一张张渴望的脸,十几只手一齐伸向只容得一个脑袋的窗口。我们还算幸运,相到一位独占鳌头的人求他代办了,才没有受到更多的苦头。
我在广州住了十四天,每天到一个地方游览参观,广州的风景胜地几乎看不完,有几处离住所远一点的就没有去过。关于他的美丽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吧!肯定有很多人写过。不过我觉得他不如鼓浪屿有种自然的美,他端庄浑厚,两个相比,犹如看油画和水彩画,一个是远看得好,一个是近看得妙。对广州的想念还是在离开她以后,到了上海,才觉得他是和平好客的。然而在珠江畔还有一群贫穷落后的水上人家,十几条小船横卧江边,一船一户人家,住着老少两代人,还喂着鸡鸭猫狗。破烂的衣裳晾在桅杆上十分显眼地随风飘扬,无疑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抹上一笔极不相称的色彩。就象在一个豪华的客厅上还摆着几只讨饭的篮子,太煞风景了。
在广州“串联”期间接触到的人不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听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模样,穿着十分朴素,待人也和气。他整天呆在房里写东西,很少出去游玩。交谈中他直言不讳为“大叛徒”刘少奇辩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个默不作声。我却从内心钦佩他的胆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居然有人敢公开唱反调,是很难得的。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他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象一盏明灯,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我的同伴大概玩够了,想起家了,都决定回去过年。我不打算回去,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应该继续“长征”到别的地方,应该上北京。结果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这样也好,失去一种依赖,倒是增强了独立的能力,我再不必去考虑和迁就别人的意愿了。
2月4日我办理专供“红卫兵”的免费火车“返程票”离开广州,当时各路“红卫兵”彼此交换“返程票”,反而走得更远,有人因此走穿大江南北,周游全国。我则采取不在中转站下车的办法,有意让50次列车把我往上海方向带。此时,一路上象在荒野里穿行,车窗外满目萧条,冷气嗖嗖,光秃秃的树丫子呆立在铁道两旁,没有一丝生气。我看不到想象中的北国风光,不禁感到一种失落,只好蜷缩在车厢里,让咣噹咣噹的轧轨声拉着低垂的脑袋不停地晃动着。火车不时“晚点”,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是寸步难行,大家只能用随身带的饼干充饥,却一滴开水也没有。大小便更是难堪,小青年憋得哭出来,有的用牙杯盛着再让同伴传到车窗口倒掉,女同志听说是用干毛巾去湿……,在那种环境下,谁也顾不得害臊了。
晃了三天两夜才踏上上海地面,大家象是从宠里被放了出来,说不出的畅快。出了站台,独自一人,我忽然觉得象掉进大森林里去了,分不清东西南北,尽管大街上人群如潮,车辆如涌,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凭经验又想抓一张市区地图,却买不到,只好不停地问警察,象走迷宫似地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接待站住下来。
在上海,望着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有轨无轨电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从接待站到外滩,从外滩到南京路这一带上上下下地游逛,不敢贸然跑到更远的地方,也就看不到更多的什么,我有点失意,也许过去把上海想象得太美好太神秘了,但确实是许多游览场所都关闭了。当时的上海是“一月夺权”的发源地,最最最“革命”的,不象广州还生长着“资产阶级香花异草”,那里的文化公园晚上照样有娱乐活动。在上海只看到举着红旗,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的。
不久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通知下达了,“红卫兵”不能再免费乘坐公共汽车。于是住了几天,我就决定离开。
在上海坐火车一样艰难,车站里到处都是等待上车的“红卫兵”,光排队得花上一整天时间。我孑然一身,没有同伴替换,如果跟着排龙队就一步也走不开。好在单枪匹马,别人肯相让,我到队伍前头找闽南同乡。在外地只要方言相通,便一见如故,很快在上车时让给我一个位置。
中途我在杭州作了短暂停留,到西湖边去观光。那是个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虽是冬天,树叶落尽,湖边垂柳施展不出迷人的丰姿,水中荷花也早已枯萎,看不到笑容相迎的脸庞。我仍感到她清秀和霭,恬静诱人,那山那水,那古迹风光,令人觉得她的装束一点也不夸张,朴素可爱。从爱护自然真实出发,对她难免多情,连那里的女孩子也个个婀娜多姿,让人想念。
从杭州又拐到南昌,那是“八一”起义的圣地。江西省又是革命根据地,炫耀最多的是一些有关革命的旧址。然而大街上却意外地见到不少衣衫褴褛的乞丐,使人很难想象这是最早革命的发祥地,也不懂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为了“改朝换代”吗?
回到福州,一下落入三叔父的褓襟,行动受到限制。他对我关心备至,处处包办,生恐我在福州城迷失,不敢让我到处去闯,光每顿要按时回去吃饭,就有些为难。我只好象作客一般,规规矩矩,也就感觉不到还有值得留恋的。
2月21日回到家里,经历55天的“长征”结束了。家里人正焦急地盼望着,不知我的去向,又听到传言,“红卫兵”在“长征”途中病死不少人。我这一回来,大家简直象看到我从死人堆里走出来一样高兴,全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我爽朗地笑着,把沿途搜集到的一大堆毛主席像章,分散给大家。
回想起来,要不是“文革”搞所谓“串联”,一个小学教员哪能有机会到外地去参观游览,虽说没有干一番大事业,在个人成长道路上还是得到一次难得的锻炼。见多识广,思想境界开拓得更宽,再不愿去作那种无谓的争斗。我心里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和富有力量,觉得在这混乱的环境里,我不比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更无能。
1967年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鼓动下,上海首先刮起“一月风暴”,夺走市政府的权。接着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进行“夺权”。但是有“夺权”,便有反“夺权”,人人都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旗号,认为自己手中有真理。这种斗争起初还限定在口诛笔伐的“文斗”,很快就演变为刀枪相向的“武斗”,等于在全国进行一次全面的内战。
这时,不光学生组织“红卫兵”,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社会各阶层都组织起各自的“红卫兵”,可谓山头林立,都自称是最最最“革命”的。互相却在造谣、污蔑、攻击、陷害,为了一个“权”字进行你死我活的相拼,把人世间一切恶浊的行径都表演出来。一派人对另一派人实施残酷镇压,一心一意要将对手从地球上给清除出去。我有一位朋友在厦大读书,曾是一派“红卫兵”勤务组的头目,在一次“事变”中被对方捉拿,遭到严刑拷打,关在私设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月。后来在一位“地下群众”解救下逃出来,躲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当初那股“捍卫”的革命热情,早已被“想不通”重重地掩盖了。
青年学生被激励着去冲锋陷阵,他们确实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代表着勇敢和无畏。他们中有一大批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的人闯出来,露出头角,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许多人对这些蹶起的人感到惊讶,以为过去根本看不出他们有成为“英雄”的一天。有的在背后哼着嘘声,以“英雄”的过去说明他们只是巧合,忌妒他们的走运,预测他们可能失败的下场。殊不知时代的英雄在不露声色的时候,是看不出有独特的一面,还常常被人埋没。真正的勇士在时机未到之前也总是深藏大志,隐若计谋,并不企图让人知道他是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始终在不懈地努力,一旦时机成熟则全力以赴,顶天立地。那种古代“匹夫之勇”和单有舍身精神的“义士”,都不配做当今的英雄。平时“红”得发紫的人已毫无作为,也许是太满足,养胖了身子忘了翅子的作用。而受压抑的人却不停地在煽动翅膀。到了一次想象不到的暴风雨降临时,前者的翅子经不起狂风吹折,只好躺在地上喘粗气。后者的翅膀却强壮到可以跟风暴争斗,可以凭借狂风的声势舞出种种惊险的动作,让岐视过他们的“红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瞧着。所以对人切不可过于附骥仰望,也不可露骨岐视。人各有千秋,漫长的人生路上,可能遇到的机会太多,料想不到的事会随时出现。各人的命运不会总是如此,历史的规律可以预见,个人的轨迹很难断定。尤其是一个处在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人,他的智慧和精力是无穷尽的,一旦环境适宜,便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
对勇敢的“红卫兵”小将,我是寄于同情和支持。虽然他们当中也有“野心家”和“投机商”,但更多的青年学生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在大风大浪中显露聪明才智,有的为此献出生命。我有一位亲戚的儿子,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品学兼优、出身单纯、按当时的标准,前途是无量的。可是“文革”一来,不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还在一次“夺权武斗”中,因进攻对方“据点”,不幸触电身亡,成为他们组织的所谓“烈士”。也许他至死仍以为是在为“真理”,为“革命路线”而献身,是光荣、是值的。可是,除家人要为他凄然一辈子,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至今还有谁记得?
这些天真的“红卫兵”小将就是这样被人拿来当枪使,成为不同派别撕杀的工具。一旦胜利了,他们就被放到应该去的地方。最后成果落在阴谋家和政治上的扒手手中。那些人在趾高气昂,称王称霸,在人肉宴席上欢庆他们的胜利,也同时准备对反对派施展更残酷的报复。正直的人们只会皱眉头,路见不平的也坐在家里喘粗气。许多人后来都眨巴着眼睛问:“难道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如今,“文革”早已过去,当时简直象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突兀而来,凶神恶煞,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道德,信仰全都毁坏。历时十年,震得民心、党心全乱了,只留下一堆烂摊子。后来都说是一场浩劫,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却认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象是又一次盘古开天地,伟大得不得了。歌颂的诗歌,赞扬的文章,比稻田里的谷穗还多上几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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