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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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氛�，与对手拼个死活；要么沉默忍耐，等待反击的一天，或从此销声匿迹。
此刻我心里十分矛盾，我毕竟不是圣人，不能预测天命，不敢肯定自己所说的绝对正确。这世上许多事情颠倒黑白，不照理办事，许多人无故受欺，何时能了结这种不公正的现象，谁也不知道。唯一能鼓舞人，使人毫不畏惧的是，相信人类社会终归会好起来，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
（8）
未来无时不在召唤我们，引诱我们忍受眼前的困苦，去探索，去攀登，唯有勇敢者能在这场搏斗中享受到胜利后的喜悦，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自己在不断地成长。
你毅然报名去“上山下乡”，这是你同家庭和社会格斗冲杀出来的结果，是你向着崎岖而漫长的道路决心走出的第一步。我为你的勇敢和进步感到骄傲，还因为出于意料而更加敬佩你的果敢，我怎么会阻拦你呢？我好象看到你站立起来，挺起胸膛，朝着你认定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呢！我感到无限爱恋和自豪，你就要去为生存、为理想搏斗了，此刻我要做和能做些什么呢？
美娟，我心里是莫名其妙的悲哀和烦恼，我真的这样想，这样希望吗？社会的逼迫，坎坷的经历，养成我一贯孤僻的性格，总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无瑕顾得谈情说爱。我知道十分对不住你，在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该是青春和爱情，我却尽在唠叨现实和社会，这种干燥乏味的说教，你受得了吗？就是我自己也感到不满意。
“真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的。”我们的爱情将不受地区、路途的限制。为了生活，为了理想，我们只得暂时分开，忍受离别带来的苦楚，但是比起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比起前人给予我们的造福，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我决定不去给你送行，觉得这徒然增加你的忧伤，等于牵制你的衣角，还是在这里默默祈祷，遥祝你一路顺风。
重复一遍：“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前途始终光明。困难有时不在你开步走的时候，而是当你感到精疲力尽时，要能坚持下去，努力挣扎到终点。”
让我们共同预祝1967年新年的到来，那时候你已在满是荆棘和草丛的山区里开天劈地，那新的感想和希望，到时再谈吧！
成功的婚姻可以使人享用一辈子，而最值得怀念的仍是婚前的热恋，尤其是那时的一封封书信，表达着一片片心意，记载着恋爱的苦甜酸辣，是每个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文献，谁也不会轻意丢弃它。
第二部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岁月
　　　　1966年随着《五&；#8226；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毛主席。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我始终改不了凡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
8月5日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我的血沸腾了。第二天我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同几位农村青年一起到田间宣传《十六条》。在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极大的兴趣，对运动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彻底的大革命。它符合我喜爱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尤其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历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同时各省市的“红卫兵”也分批晋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其狂热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中学生中的几位杰出人物，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蠢蠢欲动。不久就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
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提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当然不是当年红军为了抗日，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城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于是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从学校出发了。大家计划先“南下”后“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览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
队伍出发的头几天，秩序井然，一路上在红旗指引下列队前进，不停地唱着“造反”的歌曲，高呼着“革命”口号。感染了沿途观看的群众。到一个地方便参观大字报，摘录重要新闻，搜集各种传单，然后迅速寄回“总部”，让他们再转抄成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晚上睡觉前，大家还要朗诵几段“毛主席语录”，总结一天的活动，交流心得体会，颇有几分“革命”气氛和精神。
到了厦门，这一切开始乱了套。本来厦门地处沿海前线，是不准“红卫兵”去“串联”的。路上有解放军设哨拦截。但“红卫兵”个个神通广大，总是想方设法闯进去，在厦门市区可以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我们中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厦门，一下就被城市的繁华迷住了。听到有几个好玩的地方，首先就往那里跑，饱赏一顿眼福，再拍张照片留念。到了晚上，大家谈论的已是这方面的感受。我是第二次来的，印象远不如第一次深刻。住了两天，我们才乘小客轮从海路到漳州市的石码镇。
乘船旅行是首次，那滋味比乘车强多了。一路上可以躺着，可以玩朴克下象棋，可以到处走动。虽然走得慢，但面对一碧万倾的海面，几只海鸟在空中飘来拂去，象一片片风筝，在彩云中招展扶遥，忽而又急冲而下，从水里叨起一条小鱼。这时也就不希望它走得快，还令人豁然神往，浮想联翩，勾出神话般的幻想，连嗵嗵嗵的轮机声和船舱里人们的谈笑声，都仿佛是从天边漂来属于大自然的声响。我全然陶醉了，独自一人佇立在船舷边，对远处无边无际，此起彼伏，永不停息的波涛投去敬佩的目光。再瞧瞧眼前一股股白浪在争先退去，尽管在拼命地挣扎，喷怒地咆哮，终归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它们的狂跳，只不过姑且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而且短暂得十分可怜，只要推进器一停止转动，立即化作一堆堆泡沫，无可奈何地躺在船底下，被无情的巨浪淹没了。我不禁会心地笑了。当船尾这股白浪跳尽的时候，我就要踏上新的征途，那时无数的波涛又会来扫清这块被搅乱了的水面。
过了漳州以下尽是山路，我们以步行为主。步行比乘车可以更随意地浏览大自然的风光。沿途山山水水也显得格外可亲，多少给这些走上征途的崇拜者一点精神安慰。有时望着漫山遍野砍不尽的松树林，一片片采不完的菠萝果，感到自己象是在绿色的海洋中随波逐浪，渺小的如同一滴水珠。还是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与世无争的好，管它什么“好派”、“屁派”、“天派”、“地派”。（当时红卫兵的各种派别）。多裁几棵松树，多种几株菠萝，还可以给祖国山河增添一点美色。想着，想着，就忽然要折回去，回到学校去踏踏实实地教好书，多培养几个学生，以尽自己的天职。只是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一种惯性还在推动自己。
同行的他们也开始厌倦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些鬼话连篇的大字报，再好的河山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一遮盖，也变得破烂不堪，不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形势的发展越发叫人糊涂，令人心寒。到处都有那种近于野蛮的粗暴行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他人的意志，硬是将自己一套观点强加给别人，肆意侮辱那些已被打倒的人。即使在战场上，只要对方举起双手，还要优待俘虏呢！而那些人的尊严和权利却没有得到一丝保护。自古以来公认的美德被歪曲玷污，只因为有些人看不惯。我的一颗热烈的心，逐渐冷却下来。本来可以原谅的，也因为失望而开始憎恨。
回想“文革”初家乡破“四旧”的情景，更是愚不可及。让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四旧”的学生，去搜寻“四旧”。他们挨家挨户查找，凡是来自“过去”的，在孩子们眼里便是“旧的”，属于破除对象。许多经久不衰的古文学作品被焚烧了，一批古董被视为无用的玩物砸碎了。更可笑的是祖父房里挂着一幅曾祖父的照片，只因为身上穿的是清朝时代的服饰。“红卫兵”见了便说是“四旧”。祖父起初听不懂还忙争辩说，“那是我父亲，不是四舅。”当知道是指照片里那身服饰，祖父更惊讶：“那你们叫他当时该穿什么？”但最终还是被拿去烧了，当时可是“红卫兵”说话算数。大街上凡属“牛鬼蛇神”书写的招牌、匾额全被戳破。几座古代碑坊被拆除毁坏。剧团里的古装戏服，上千元一套的，也拿到街中心烧了。一群“红卫兵”举着红旗狂呼乱叫地冲向科山寺庙，象进攻一座敌人的碉堡。到了那里，见佛便砸，简直跟见人便杀的强盗无异，不知道因此毁坏多少名胜古迹。“我们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最最最革命的。
要是不肯自动交出“四旧”，发啰嗦表示不满，马上会以抗拒运动论，遭到“无产阶级铁拳”的重重打击。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教师，一生爱好集邮，平时收藏着不少清朝民国时代的邮票。不幸被“红卫兵”查出，那些娃娃看到邮票上有“中华民国”的字样，有十分显眼的“十二角星”徽志，尽管票面上是孙中山的头象，“红卫兵”却象看到蒋介石、狗特务一样，怒不可遏，视为大逆不道，立即把那位教师拉出去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批斗了一场又一场，跟“窝藏反革命”、“伺机反攻大陆”同罪。可以不经任何人批准。这叫“放手发动群众”，因而也放任了群众。有的人就要吃眼前亏、受侮辱、受损害。那些人只知道斗、斗、斗。斗得那些“走资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个个可怜郎噹：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斩牌”，手里敲着铜锣，没有铜锣，即以面盆、铁桶代之。一群红卫兵押着他们象耍猴似地满街里走。有的经不住红卫兵的折磨，自寻短见。县里一位局长跳水库自杀，另有一对夫妻双双服毒。“红卫兵”还要在他们的棺木上贴上大字报，写着“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日，就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时。”稍为正直的人，谁也看不下去。
想起这些，我开始从盲目的追随到冷静的思考。但是为了继续考察外地的情况，获得更多的启发。我还是往前走了，此时的动机跟出发时全然不一样。也不再传递信息和传单给所谓“总部”了，连家书都不去写。
1967年1月6日我们进入广东省界，一时又都振奋起来。因为出省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的。希望看到省份不同，人们的生活道德、政治面貌会有什么两样，还有风土人情有何差异。可惜除了一些东西叫法有点不同，人们的思想行为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有超脱的现象存在。大家也很快被旅途的疲劳占去一切，盲目地只知道赶路，心目中只响往着广州，一个更繁华的地方。
为了早一天到达广州，我们中途搭乘了一段火车。这同样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总是对头一次享受有深刻的印象。那是一辆从深圳开来的列车，车上有不少“南洋客”。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面前出丑，便巍然襟坐，目不斜视，好让这些从国外归来的同胞知道一点民族尊严。至今也就想不出有怎样的激动。可见要想得到真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