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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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也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果真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明天”我准时去找他。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的“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何时呢！后来还是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进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种权利的。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活。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仍然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在人生岔道口
1960年10月，国民经济出现危机，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着牙，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任人宰割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学区党支书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导至三年“困难时期”。教育部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的“下放”人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我所在学校，一位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干部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个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堕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为了活路，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毫无办法。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脚下是个无底洞，不知何时才能落地。周围的人都已“下放”，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转眼到了八月底，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到，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我是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个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他们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年“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然而不久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排除障碍，任何事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跟着复活了。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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