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族--看我们生在凌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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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狗名曰“冬宝”，意为我魏冬冬的宝贝，与《编辑部的故事》里葛优扮演的李冬宝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很喜欢那条狗，因为它是陪着我长大的。我有什么东西都和它一起分享。那是我的宠物，虽然说大了些，在那时我几乎几乎拿它当马骑。此狗血统高贵，其母是德国原装立耳黑背，父亲更牛逼，是真正的内蒙古草原狼。继承它父亲的血统，这狗凶悍无比，半夜眼放绿光，咬人专咬脖子。而且这狗只对我家人忠心耿耿，对待外来生物毫不留情。我一生之中挨过三次狗咬，前两次都是它替我报的仇，将咬我的罪狗毙于牙下。此狗当年咬便凌源英雄无敌，颇有一些名气，曾只身与酱油厂的六条本地土狗激战，最后咬死三只，重伤两只，只剩下一只落荒逃走，而自身毫发未伤。后又与分局房产科的一条军犬单挑，在付出一条腿被咬伤的代价之后，将那条军犬咬成了高位截瘫终生残废，生活不能自理。本来我家要将此狗一块带到楼房，无奈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广大队员们集体不同意，说上头有文件，不准在楼房内养狗。尤其是对我家，更是三令五申。无奈之下我家人只好忍痛将狗送人。那狗在离了我家以后不吃不喝，成天趴在窝内哀鸣，最后竟然被一二流子看上，半夜以后给勒死炖着吃了。知道消息以后当时就把我气了个半死，从菜板子上拖了一把菜刀就要去找杀害我家冬宝的凶手去拼命，给它报仇。结果被我爸抱住，将我臭骂了一顿。自此以后直到高中，我都没在吃过狗肉。
后来勒死我家冬宝的那个二流子也没有好报应，95年因为饮用假酒过量，最后导致酒精中毒而死在了酒桌上，因此我无比感谢那些制造假酒的同志，因为他们替我家的“冬宝”报了大仇。
当年和其他有远见的人一样，我的父母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未来将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时文凭对于一个人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分房评职称将会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造原子弹的收入终究有一天会超过卖茶叶蛋的，而且是远远的超过。这一点其他大人也都深有同感。即使时那些没有我父母那么高远见的也都希望让自家孩子早点上学，因为早上学即意味着早工作早领工资——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因此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智者还是愚民都一直达成了共识。
和入托一样，对于家长们来说，我们上学也是一件颇让他们费心的事情，甚至比入托还要难办。虽然中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让那所小学来尽义务还说要好好研究研究的。上学不比买手纸，差一点也可以将就用，这可是关系到自家孩子一生幸福的大事，和结婚娶媳妇是同等的重要——挑差了都要倒霉一辈子。
一开始我的家人本打算将我送到劳改分局下属的子弟学校红卫小学，也就是我父母的母校。要是在文革以前，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这红卫小学在凌源也是一代名校，无论学习文艺还是体育等各方面都是拔尖。正因为如此，在十年浩劫中这学校里的红卫兵们在文攻武卫斗私批修方面也不甘落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重灾区，停课闹革命那会全校上下被打的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百分之六十的优秀教师被打倒，剩下百分之四十的教师则参加了造反派，负责打倒另外那百分之六十。文革结束之后，原来的优秀老师或是被关进了牛棚，搞得一辈子都不敢教书，或是造已经跳槽改了行——我们托儿所的那位辅导员就属于这种例子，还有两位因为受不了被自己的学生施以革命专政，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帮客串的原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在那里继续教书育人。
我在红卫小学育红班试读了几天，就是这几天使我的父母认识到让我在这里念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其间我成天跟其他的小朋友武斗不断，几乎天天回家身上都带着几块伤，要么就是身后跟着几位被我殴打致伤孩子的家长。家人认为我这是受了四人帮遗毒的污染，为防止我日后篡班夺权惹出大祸，于是我的父母果断的将我转到了南门外小学。南门外小学属县里管辖，“理论”上不招收分局系统的学生，因此我当年去南门外小学“靠窑”（注：当年土匪黑话，意为入伙，加入）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理论终究是理论，虽然一开始这帮校领导们全都一个个板着个老脸说什么上峰有多少多少号文件，学校又有多少多少困难等等，不让我上学。但是当“孔方兄”同志出马以后，这些问题和文件神经就全都没有了，众多领导马上全改口说我“孺子可教，人才难得”，当即就拍板，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让我入了南门外的绺子（土匪黑话，意为队伍）。记得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朗诵国旗下献词，记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对此我和我的家人都深有感触，那可是用好几百块血汗钱换来的，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当时南门外小学还有个山规，就是凡准备到南门外小学就学的一年级新生，在上学前都要现在南门外小学的学前班接受一下学前教育，不然不予录取。这很像当年买酒时饭店的搭菜，应该说，小学六年搭上一年半年的学前教育，这学校还不算太黑。
头一天去南门外小学上学的时候，我的样子非常的不雅。虽然刚换了一身新衣服，但是和人打架而带着淤青贴着胶布的脸却换不了——那是两天以前我参加一场大会战留下的纪念。到了育红班以后我爸我妈先进屋跟老师攀谈，当时我很是奇怪，明明大人们是刚刚见面，但却像是认识了好久一样，不一会的功夫连自家孩子搞没搞对象尿不尿床的事都给抖了出来。我的父母和我的新老师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之中交谈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这才想起来我这位新同学此刻还在外面冰天雪地里站着——这有点像程门立雪，为了防止我被冻死在教室外，我的新老师忙唤我进屋。
进屋以后我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教室，育红班的教室其实就是学校锅炉房旁边两栋原本是仓库的平房，屋内光线黑暗，墙皮大片脱落，桌椅也是破旧不堪，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像我家楼头卖豆腐脑油条的小吃部。虽然这平房离锅炉房是如此之近，但是里面却没有暖气，取暖还要生炉子，而且时候生火用的柴火大多是秋天砍的杨树，到了冬天还没干透还是湿的，所以只要一生火屋内就会烟雾缭绕，仿若仙境一般，在这中环境的熏陶之下，我们这一班人中不少人在小学时代就学会了抽烟。当时在这不大的房间里挤了不下一百人，这充分说明了两点，一是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基础还很薄弱，所以说只能苦了我们这帮孩子了，二是用事实说明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平均三个人坐一张桌子，人多那可是真挤呀！
当时原分局托儿所的不少熟人都到了这里，像王鹤、刘臣、王鹏、张山山等都在。继我来了以后，几天内教室内又添了二十多人，这使本来就以经拥挤不堪的教室更加雪上加霜。此时教室内以经在放不下一张桌子，在添的话就只好学大学寝室搞上下铺了，估计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校恨不能把我们都变成壁虎贴在天花板上。最后无奈，学校只好让我们这帮孩子辛苦一下，挤一挤，三个人一桌改为四个人一桌——可恨我们当时都不会打麻将。那时教室里的情景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就算是当年非洲贩奴船也不过是如此，基本上和北京的公汽都有一拼，要是在教室里放一点氘和氚，估计产生核聚变都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寒冷的冬天里使大伙能暖和一些，而且据说还能减肥。但是由此也导致了一些麻烦地产生，孩子们由于挨的过近，成天都处于“挤座油”的环境之中，种内斗争加剧，彼此之间经常因为领土争端而爆发武装冲突。每个孩子，无论他是男是女，都要用自己的拳头来捍卫自己在课桌上的领土。而且教室里的环境也急剧恶化，哪怕你刚洗完澡，只要在这教室里待上一天，那你也就和松花蛋差不多是一个味道了。那时为了防止本来已经非常恶劣的环境在遭到破坏，我们这帮孩子在私下曾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上课期间不许放屁，否则，试看天地翻覆。
理论上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要是不死上一两头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但是我们全都活了下来，整个班级哪怕是在夏天都没有一个人晕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种胜利。由于挤的原因，人和人的距离变的非常之近，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人民之间的大团结。我有个哥们外号叫“大头”的，当时和我是一桌，当时他就是因为被挤的末梢神经坏死，结果把脑袋憋的奇大因此才得了“大头”这个外号。还有一个外号叫“三凤“的，就是由于当年在育红班的时候由于他的左右都是女生，在压力的作用下，使得性格产生了互相渗透，好好一爷们就变成了二尾子，与此同时世界上又多了两个男人婆。那时候张山山和一个叫吴昊的哥们一桌，张山山这厮仗着自己身宽体胖，整天欺压他的同桌，由此导致吴昊的身体被逼向纵像发展，最终长成了一位和王鹤并称为“分局双杆”的瘦高个——这充分证明了达尔文的那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确，在育红班那种环境之中长得瘦的的人的确占便宜，因为那里虽然空间有限，但是并不限制高度。
当时我们只有一位老师，此人姓徐，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现在他依然活着，而且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在我遇到的众多老师当中，这老太太给我的印象相当好，至少她没打过我，虽然当时我经常犯错误。事实上，她除了打过王鹤，在就没打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直到现在，我们都认为王鹤当年是罪有应得。这小子当年在育红班的时候，依然是像在托儿所时一样不老实，成天闹事。那天这小子下课以后在教室跟王鹏打闹，两人越打越激。最后王鹤一气之下，抄起自己的文具盒就扔了过去，王鹤这小子当年的的投掷技巧差的要命，基本上是打那指那，除了上次给王鹏爆头以外，似乎就在没有过什么命中的记录。不过最可怕的功夫也正是此，这小子虽然除了砸王鹏脑袋那次剩下那回他投出去的东西一般都砸不到预定目标，但是这小子误伤的概率却非常惊人，当年我们没少吃他的大亏。那次王鹤将自己的铁皮文具盒透出去以后，照例又没打中王鹏，而是差点误伤了一位做为学生最不应该误伤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徐老师。当时徐老师刚一进教室，就见眼前飞来一物，要不是躲得快，准会将她的额头敲个正着。当时我们都以为王鹤疯了，竟然胆敢挑战极限主动向老师开火。徐老师虽然躲过了这一“致命一击”，但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心脏病差一点发作。徐老师在稳定了情绪之后，捡起了地上的文具盒，然后尽量用和蔼的语气问道：
“这是谁扔的？”
“是我！”王鹤当年受托儿所阿姨毒害太深，认为好孩子不应该撒谎，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见老师询问元凶，于是马上承认。
“那你为什么要扔这玩意砸我呢！？”徐老师有一点火大。
“对不起老师，当时我不是想砸你，我是砸王鹏来者！扔偏了才这样的。”王鹤的辩解道，就差说是“使用了过期地图所致”。
“砸谁也不行！”徐老师见是王鹤，火更大了，因为前两天这小子刚刚把自己的课桌给钻了个洞。外加看这小子长的一副刀愣样，跟个小偷似的，脑袋一热，上前给了王鹤一个耳光，打完以后老太太自己也后悔，忙问：“打疼了吗？”这一下打的不算重，在家王鹤对于这种力度的打击也是早就习以为常，因此只是揉了揉脸蛋，说了句后来成为我们众人口头禅的话：
“没事，习惯了。”
对于王鹤来说挨了一耳光也算是物有所值，最起码他明白了在老师面前，尤其是在自己有案底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讲真话。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挨了一耳光，我觉得这相当的合算，我是在小学六三年级时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此之前我因为诚实平白挨了不少的冤枉揍。当年我严格遵循上托儿所时托儿所阿姨们对我的教导，因此我这好孩子在老师面前从不说谎，有错误主动承认。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每次我都不会因为主动坦白而受到老师的宽大处理，一般老师们对于我们的态度都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从严”，在被干了一顿之后还要被同学骂为“傻逼”，反倒是以后我凭着撒谎尥屁蒙混过关。这恰恰证明了我国唐朝一位高僧——猪八戒同志说过的一句名言：
“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