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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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然发财后有很多忌讳，别人坐过的椅子他不坐，怕染上晦气；开车走在路上，别的车要是敢故意别他挤他，他就一脚油门直直地撞上去，剩下的事，打个电话让赵伟伦来处理就行了；跟谁见面都不握手，有次在浙江见一个副市长，对方满脸堆笑地伸出手，说肖总，幸会幸会，他轻描淡写地点点头，一屁股坐进沙发，愣是让市长大人的手在空中停了半天，最后一脸尴尬地缩了回去。
他只算个衙役，肖然说，不配握我的手。
从99年开始，肖然变得十分迷信。君达公司搬家前，他花十五万港币从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大师，在深圳到处察勘地形，楼层、朝向、位置，没有一样不讲究，陆可儿本来在他右侧的办公室，大师说陆可儿是土命，他是金命，“土克金，一世艰辛”，他就让陆可儿搬到离他最远的那个角落。高薪从中兴公司挖来的财务总监，就因为大师说了句“此人是个衰命，走到哪里衰到哪里”，他就立刻炒人家的鱿鱼，为这事跟周振兴闹得很不愉快。肖然用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你可以不信命，但不能不信我！”周振兴沉默半晌，点点头说：“我想通了，在君达公司，你就是所有人的命。”然后头也不抬地走回办公室。连搬家的日子也是大师挑的，1999年5 月16日，大师说：“此次乔迁，主有二十年鸿福。”肖然一高兴，让周振兴又多发了2 万块奖金。
君达集团在长天大厦租了整整四层楼，一年六百多万；肖然自己就占了半层，他的办公室有将近600 平米，装修得象个小皇宫，沙发全部是澳洲小牛皮的，一套几十万；卧室里铺着伊朗手绘地毯，会议室的瓷砖全部从荷兰空运，一块就是七百多；书架上摆着两只灰扑扑的瓷瓶，是康熙年间的精品“紫缠花”，值上百万；大班台上压着一块玉石镇纸，周振兴说，那块玉也是风水大师推荐的，价钱可以买四五辆桑塔纳，“不过我找人鉴定过”，他笑着说，“他上当了，那就是块石头”。
很难想象肖然当时的心情。三年之前，他还在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三年之后，他住上了价值千万的别墅，坐上了几百万的名车，还跟奔驰公司联系，要订做一辆加长防弹车，他担心陆锡明的报复。那车处处模仿“天下第一车”——奔驰公司的1000SEL ，第一次报价就将近600 万；还有女人，香港的二线歌手、大陆的名模、影星、主持人，只要他招招手，她们就在床上。有次在北京王府饭店约会一位刚刚成名的花旦，蹉商了半天没有结果，肖然有点不耐烦，指指宽大的、足够睡八个人的大床，问那位一脸娇羞的花旦：“去不去？”花旦红着脸摇头，肖然不屑地白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支票簿，刷刷地填了几个零，平平静静地说：“我去冲凉，你自己拿主意吧，想要这笔钱，你就躺上去，不想要，”他指指豪华套房的大门：“门在那边。”话音刚落，那花旦勇敢地站了起来，默默地走到床边，一句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卫媛跟他对过几次花枪之后，为“伊能净”
拍了两个广告片，肖然十分大方，一出手就是一套160 多万的房子，外加30万港币，为了逃税，全存入卫媛在香港的户头。
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企业经营时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赚来的利润要缴企业所得税，这个税是固定税率，33％。缴了企业所得税后也还是公司帐上的钱，如果要分给股东，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45％。当然，这只是书面上的法律，事实上中国的公司没有一家不偷税避税，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假外资、假合资，深圳无数公司都挂着“外商独资”的牌子，老板世世代代都是大陆农民，血统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三减两免”的政策；大多数公司都有两本帐，真的留着自己看，假的送给税局；小公司用虚假的费用冲减利润，大公司都有严密的避税和洗钱系统。在周振兴的安排下，君达公司的假帐做得天衣无缝，从帐面上看，光肖然99年买的别墅就花光了君达公司三年的利润。那年他在江西含水注册了一家叫“纳百德”的公司，出资者是美国人乔纳森。肖克，其实这肖克就是肖然的亲弟弟肖挺，肖然发财后，把他送到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一派牛仔风度，见人就道Hello ，不耸肩就说不出话来。从1999年底开始，肖挺的纳百德接收了君达旗下的全部生产业务，所有发票都从含水出，但税只缴一个极小的定额，每月十几万。说起来这事也是周振兴的功劳，他是含水人，98年底回家转了一圈，花了80多万，在当地搞得手眼通天，以后肖然每次到含水视察，都有呼啸的警车给他开道。
卫媛自己也说不清她究竟喜欢肖然哪一点。在她看来，肖然就是一个暴发户，踩中狗屎的农民，他一身黑衣还要穿白袜子，简直就是只“海鸥”；他吃西餐叭嗒嘴，喝咖啡喝得象擤鼻涕，呼噜直响；上自动扶梯不知道站在右侧，总是象门神一样横立中间；有次在香港亨斯顿伯爵餐厅吃饭，不远处一个穿燕尾服的钢琴师沉醉地弹奏着《colour/dance》，所有的人都低声交谈，怕打扰了这美妙的琴声，这时候肖然的电话响了，陆可儿找他请示生产问题，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亲爱的肖总声若巨雷地发表开了演讲，震得屋瓦轰响，所有人都皱着眉头瞪他，对面有个俊朗的英国小伙子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那一刻，她真想一把夺下电话，再狠狠地闪他一耳光，训斥他：“你能不能懂点礼貌？！”
但她不敢。肖然太有钱了，这钱不仅可以买名车豪宅、最名贵的时装、最大颗的钻石，更能杀人于无形之间。君达公司有个老业务员叫徐建明，97年进来的，也算肖然手下大将，99年审计部查出他贪污促销小姐工资，钱很少，总共也不超过三万元，肖然知道后怒不可遏，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深圳，就在公司的大会议厅里，周振兴一脸严肃地宣布完罪状，两个警察就如狼似虎地把他架了出去，徐建明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求，几百名员工目瞪口呆，听着凄厉的警笛声，人人魂飞魄散。这事还不算完，徐建明退了赃款，里里外外花了十几万，在里面蹲了四十多天后，一出来就被潮阳强仔抓住，整整打了一个小时，强仔汇报战果时卫媛就在旁边，听见肖然阴恻恻地训话：“我不要他的命，但你告诉他：老实点才能活得久！”听得卫媛心里一紧。从那以后她就有点怕他，总感觉这个男人象把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脱鞘伤人。不过金钱的魔力毕竟不可抵挡，23岁的卫媛坚信一个真理：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为了幸福，她忍受一下他的残忍和粗鲁，又有什么呢？再说粗鲁也可以看作是勇敢、果断、豪爽、豁达，甚至是潇洒。有几个人能象他这样，面对几十万港币的项链，眼睛不眨地说“给我包起来”？她的初恋男友，岑国正，那个长得象周润发的小伙子，恐怕一辈子都不敢为他的爱人买一挂这样的项链。茫茫人世间，谁拥有过价值连城的爱情？
她知道肖然不会专一，如果他专一就不会跟自己上床了。卫媛清楚自己的价值：年轻、漂亮、性感，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她的标签，一个情人、二奶、尤物的标签，她不在意只当一个储存精液的器皿，即使是无数器皿之一。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必须在青春逝去之前结束拼搏，”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杨澜，为了自己的下半生，她必须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赚钱。另外，她知道自己肯定也不会专一，她不会放弃跟美男子们约会的机会，只要出得起价钱，她也可以上任何人的床。
所谓爱情，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个借口。几个月的相处，卫媛强迫自已发现了肖然的很多优点：他勇敢、坚强、气势逼人，有男子气，有时候还有点温柔，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运动时屡下重手，弄得她浑身都疼，事毕后她忽然难受起来，背对着肖然，感觉自己象被强奸了，鼻子一个劲儿地发酸。肖然抽了一根烟，从脖子下伸过手去抱了她一下，俯在耳边轻轻地说：“真想把你挂在墙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这话让卫媛微微感动了一下，她转过身，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嘴里幽幽怨怨地问：“那你老婆呢，你把她挂在哪里？”
韩灵看见自己站在悬崖边，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在那里。苍茫夜色中，背后总有悉悉索索的声响，她心中害怕，不断回头张望。有人来了，那人渐渐走近，脸上的表情象笑又象是在哭，有点象肖然但又不是肖然，韩灵心中迟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人越走越近，脸上突然露出狰狞的笑容，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韩灵怕极了，拼命挣扎，挣扎，挣扎，呼地一声掉了下去。一个声音大声喊着：韩灵！韩灵……
她睁开眼，一身大汗。天快亮了，街上远远传来洒水车的声音。她站起身，踢踢踏踏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她妈似乎也在做梦，隔着墙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还不睡，你明天不上学了？”韩灵脑袋里一片混乱，一时想不起这是何时何地，随口答了一句：“我还没开学呢。”话刚出口她就醒了，呆了半晌，扑通一声跌坐床上。
她们说的都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的韩灵还在上大学，她年轻、漂亮，在漫长的假期里夜不能寐，在漆黑的夜里偷偷思念着她的男朋友。
（十九）
“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深圳这城市？”
刘元想了差不多有一分钟，拳头拄着下巴，对着摄像机慢条斯理地说：“深圳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因为它坚硬的墙、冷漠的心，以及脆弱的生活。”
“脆弱的生活？”
是的，脆弱的生活。
再也没有坚不可摧的爱情，山盟海誓太容易被击溃，再坚固的感情也敌不过无处不在的诱惑。如果你是个漂亮姑娘，嫁人一定要嫁有钱人，既然结局同样是被抛弃，苦苦坚守的青春只换得一纸休书，又何必让你的美貌委身贫穷；如果你是英俊的小伙子，请记住今日的耻辱：你的爱情永远敌不过金钱的勾引，你万般哭诉，百般哀求，你的漂亮女友还是要投身有钱人的怀抱。所以，让仇恨带着你去赚钱吧，等你发了财，就可以勾引别人的漂亮女友了。
再也没有同生共死的友谊，如果出卖你能发财，没有一个人会舍钱而要你。酒酣耳热时的好兄弟，信誓旦旦的真朋友，都是你潦倒时的陌路人。1999年10月1 日深夜，有个21岁的江西姑娘服毒自杀，死前曾给二十几个人打过电话，那些人中有她的老乡、同学、曾经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是她的堂哥。那天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深圳街头礼花绚烂、彩旗飘扬，人人喜笑颜开，那姑娘在一片欢呼声中黯然死去，死前留下一纸遗书，感慨人世悲凉，说至死都没人挽留她，“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刘元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城市，钱比老婆重要，一张暂住证胜过所有的朋友。”
刘元在鹤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资一涨再涨，到98年7 月份，月收入已经超过了12000 元，虽然没法跟欧美公司的高级职员比，但勉强也可以冒充打工贵族了。那时的刘元一副白领派头，上武装到牙齿，下武装到内裤，一身都是梦特娇，一双鞋值一千多，连袜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门办事，腋下总夹着一个黑乎乎的皮包，看起来粗不愣登的，却是正儿八经的Polo，在西武百货打完折都要4000多。
同来深圳的三个人里，肖然成了千万富翁，住别墅开奔驰；陈启明帐户上也有几百万，住豪宅开本田，只有他还是个穷光蛋。刘元一想起这些来就忍不住郁闷，眼中冒火，心里生烟，想肖然懂个屁的管理，陈启明懂个屁的投资，但他们说发财就发了财，自己枉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苦巴巴地捱日子，真是气死个人。人不能总是昂着头，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实也不算太差，他有个部下叫王志刚，北京大学的硕士，比他早来公司一年，干了这么久，工资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师弟张涛就更惨，在深圳混了半年，破产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后跟刘元乞讨了400 元，灰溜溜地回了家。过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死也不走，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岔五来找刘元融资。刘元施舍了两次，一次300 ，一次200 ，虽然明知道这钱是打狗的肉包子，却也不好意思拒绝。谁知张涛借钱上瘾，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用刘元的话说就是“逼着我不讲义气”，只好老着脸皮拒绝。张涛大和尚化缘不成，凄凄惨惨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呜咽不止，刘元看在眼里，酸在心头，不过想想也是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