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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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一番话，戳到唐凯的痛处，他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真不愧是陈赓啊，把我的五脏六腑看个透。
“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党是相信你的！”陈赓提高声音，郑重地鼓励道，“否则干么调你来当工兵系主任呢？要拿出当年我们在苏区那股子拼命劲头，把我们军工搞起来，啊？我的老弟，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唐凯轻轻点头道：“同意。只是有时候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干不好这个系主任工作。”
“怕什么？我不是也没干过大学校长吗？”陈赓接着说，“我们这辈子不就是迎着困难走的？我听说你当年和曾克林带兵闯关东，第一次和苏联老大哥打交道就不顺利，有个什么故事，你讲一段给我听听。”
看陈赓兴趣盎然的样子，唐凯脸上漾起了笑意，他说：“那是1945年9月，曾克林同志是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我是副政委，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带领16军分区四个团1700人进沈阳，可‘老大哥’拿着转盘枪不让我们下火车，我们又不会讲俄语，怎么比划就是不行，曾司令员两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一个叫卡夫东的司令官，架子老大，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们这些土八路。我急了，我把衣服袖子卷起来，当年参加红军时在臂膀上刺下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我指着五角星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回他们相信了，最后同意我们进了沈阳城，半个月左右，我们的队伍就发展到两万多人。”
陈赓听罢，开怀大笑，连声说：“我看看你的宝贝！” 唐凯挽起衣袖，露出刺在臂上的共产党人的标志，陈赓仔细看过，感慨不已，他说：“你看！世上无难事嘛！你这回是第二次闯关东了，拿出当年闯关东的精神，也来个旗开得胜！”
陈赓接过唐凯续上的新茶，继续说道：“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搞好团结。军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必须抓好团结才能拧成一股绳。目前院级领导中的张衍和李懋之，都是‘三八式’的，徐立行在十九路军打过鬼子，全面抗战前找到党，也是个‘三八式’的，总之，他们的资格都没有你老，你要主动搞好团结，支持他们的工作，服从他们的领导，在全院老红军干部中做个模范！”
唐凯像接受战斗命令似的，眉峰一扬，斩钉截铁地说：“院长啊，请您放心，我唐凯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 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陈赓看看时间不早了，他站起身来，在门外又叮嘱一件事：“刚刚调进你们五系的黄德馨先生是黄埔六期的老资格，参加过云南起义的
国民党将军，在工程兵技术方面可是个老专家喽，我找周总理签字才从陈士榘那儿挖来的，要好好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
唐凯说：“黄先生工作很积极，一直在忙着编写教材，现在家属还没搬来，我们一定注意照顾好他的生活。”
陈赓这次单独谈话，让唐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陈赓又和李懋之等“三八式”老干部们个别谈心，他说：“目前党内普遍有一种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比能力，不比贡献，光比资历，这是错误的。当然，老同志革命经验丰富，是党的宝贵财富，军工目前有十多位老红军干部，你们要尊重他们，工作中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主动搞好团结。有的老红军文化水平低，职务也不高，譬如马国良同志，现在争着去当食堂主任，这就是老红军品德高贵之处，不允许任何人不尊重老红军。”
14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2）
李懋之和唐凯之间的亲密合作一直保持到他们分手之时，李懋之出差公干，总是委托唐凯代理自己的工作。
195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早晨，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踏着大雪，早早来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向值星军官大声说：“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党籍恢复了！党龄从1927年入党的时候计算，多亏了陈院长啊……”
见到赵主任喜形于色，不像平时那么严肃，值星军官们心里犯嘀咕，赵主任今天怎么啦？
1952年12月，有一次，陈赓和赵唯刚在食堂并肩而坐，一起吃饭，他又问起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去年你到筹委会报到，我听你说过，当时时间太匆忙，你现在再给我说说。”
赵唯刚把当年的情况又详细地说了一遍，说话间，赵唯刚望定陈赓说：“陈院长，我总觉得您的声音有点耳熟，20多年前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我好像见过您。”
陈赓放下碗筷，回忆起1930年4月至8月间，他和钱壮飞等同志奉党中央的指示，到天津、沈阳等地检查北方特科工作并收集情报，在沈阳遇上敌人军警的搜捕，陈赓等人曾在几个中共满洲军事部的同志家里隐蔽。赵唯刚回忆了当时的具体情景，陈赓以手抚额，笑道：“哎呀呀，那次躲避追捕，我在你家里住过呀，怪不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两位当年在党的秘密的保卫战线上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竟在哈军工重新聚首了。
陈赓理解赵唯刚当年受党的派遣，参加苏联情报工作的特殊经历和历史所造成的委屈，所以他立即给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处理赵唯刚的党籍问题。后来，陈赓在北京主动去找康生，要求他为赵唯刚证实当年赵失去组织关系是特殊环境使然，赵唯刚本人是清白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此时政治处境微妙，自然不敢开罪陈赓，很快就为赵唯刚出具了证明。陈赓又亲自为赵唯刚进入苏联以前的历史做了证明。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写出报告，建议恢复赵唯刚同志的党籍，从1927年6月算起，取消1943年审干时“有政治问题”的无根据怀疑，报告经陈赓签发上报中央军委。
在“宁左毋右”的思想倾向多年影响我党的时候，陈赓却能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在任用赵唯刚的同时，又为这位历史经历复杂的老同志卸掉历史包袱，这正是陈赓的品格，赵唯刚每念及此事，都对陈赓感佩不已。
在陈赓的言传身教之下，哈军工的干部队伍从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强的凝聚力，从上到下，没有人搞小圈子，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精神薪火相传，一直到“文革”之前。
1953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工程学院临时委员会； 由陈赓、徐立行、李懋之、张衍、徐介藩、曾焜、张文峰、黄景文、赵唯刚、吴振挺、屈兴栋十一人组成。其中曾焜、吴振挺、屈兴栋三人都是老红军。
2月21日，陈赓主持召开了临时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筹委会的工作；选举党委会常委；党委委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并通过政治部起草的《军事工程学院党委会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
唐凯虽因处分没有撤销而不能进入党委会，但陈赓仍让他列席会议。
根据陈赓的建议，大家举手通过了由陈赓、徐立行、张衍、李懋之四人组成的常委会，张衍为常委会召集人。
会议当中，开展了建院以来院党委成员间的第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陈赓带头，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深入基层不够的问题，接着，徐立行着重检查了自己的民主作风问题，特别是对老教师态度上的生硬和武断。陈赓在听完徐立行的检查后，不留情面地批评道：“立行同志本质是好的，工作很积极，但是，在思想方法上有毛病，你一定要防止骄傲，有人对你有意见，你就要警惕！”李懋之批评自己：“我这个人性格孤僻，工作作风单打一，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民主作风也比较差。”
张衍等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唐凯发言检查自己对教授的看法不全面，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习不够，背了处分后，处处谨小慎微，工作不大胆，等等。
陈赓对大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是满意，他总结道：“我们的党委会开得很好，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组织有无战斗力的标志，军工的党委会不能搞吹吹拍拍的一套，以后党委每个月开一次会，检讨工作，相互开展批评，就像我们要天天洗脸一样，要形成制度。学校有没有成绩？我说有很大的成绩，首先是请调一批教授，立行同志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是有功劳的。我们干部的选择也是适当的，目前干部和学员的情绪都很高。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面，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是难免的。”
陈赓又说：“我们要集中几天时间讨论政治部起草的这个决定，明确教学工作是我们学院的中心任务，关于师资问题，要争取、团结和改造老教师，其中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可以为我们争取过来，极少数人可能不行，不要以为说了几次进步的话，写了几篇进步的文章，就轻信人家，知识分子中个别人的两条心问题还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疑神疑鬼，首先要相信他们的绝大多数。要保证他们安心教书，在物质上不要去算小账，例如配备上下班的大客车用了多少汽油等。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助教，这是解决今后师资困难的主要办法。关于团结问题，我已讲过多次，不能以为自己总比别人强，要有民主作风，这样才能促进团结。”
14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3）
会议的后几天，大家集中精力讨论政治部起草的重要文件，这个《决定》的核心是第一条：加强党委领导，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其中明确提出：“学院的中心任务是为完成国防技术教育，培养各兵种高级技术人员。这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如无各种工作的有力保证，是不可能胜利完成的，因此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保证，应成为各部门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培养目标上，决定说：“首先是对党高度忠诚”，“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积极、英勇顽强”，然后才是“精通技术”，政治上好，技术上差，也不是合格人才，必须是“又红又专”。
在第三条“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问题”上，决定指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是大胆使用，加强教育，发挥其长，克服其短，从教育提高着眼，达到巩固团结的目的。”
会后，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没有马上呈报中央军委，一直在陈赓的办公桌里放了近一个月，他仍在反复推敲这份文件，深入地思考着，并做了重要的文字修改。直到3月下旬才盖章呈报总政治部，在事关全院大计方针上，陈赓是颇为谨慎的。
不久，一份小楷手书的公函送到陈赓的案头，上面盖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红色大印，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示而写来的复函说：
你们三月廿六日关于执行教育任务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已阅悉，同意你们决定中所提的问题，望即贯彻执行。
由陈赓主持制定的这个决议是哈军工早期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半个世纪的岁月几乎无情地褪尽这份文件打印稿上浅蓝色的油墨，但是文件所表述的陈赓教育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陈赓为什么谈到个别知识分子的“两条心”问题呢？因为近几个月来老教师中的思想波动引起了陈赓的重视。
来自上海高校的老教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小团体，以
复旦大学的陈教授和同济大学的曾教授为代表，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来哈军工，黄景文去请他们的时候，他们以避而不见的冷漠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勉强过了山海关，一到学院就开始闹情绪，五六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王序卿找他们谈过，但成效不大。张衍知道后，特地到斜纹二道街登门找陈教授谈了两次话。
“呶，阿拉
上海人习惯开着窗户睡觉，这个哈尔滨的冬天，没办法啦！”陈教授一脸愁容，指着敞开的小气窗说。
“喘不过气来！”陈教授做了一个深呼吸动作，“还有，我的眼睛不好，我习惯自然光，这里日照不足，我没办法看书和备课的，灯光不行的！”
张衍和颜悦色，指指罩着报纸的台灯问道：“陈教授，你把电灯用纸挡住，那光线怎么够用呢？”
“我怕刺眼睛，我习惯自然光！”陈教授嘟囔着。
话不投机，张衍只好起身告辞，在冬季的哈尔滨，张衍到哪里为夜间看书的陈教授弄出个太阳呢？
问题汇报到陈赓那里。“我找陈教授谈谈吧。”陈赓说，“我们上千名干部还在睡地铺呢，斜纹二道街的楼房难道还不行吗？陈教授到底要什么呢？”
陈赓把陈教授请到办公室，客气地送上一杯茶，诚恳地征求意见。
陈教授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