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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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陈赓接到张衍从哈尔滨来的电话，说高岗那边还是拖拖拉拉，很多事不顺畅。陈赓放下电话，眉宇间溢出一股怒气，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道：“高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明天我找总理去。”
陈赓素来对位高权重的“东北王”高岗不太“感冒”，1952年3月28日，他奉命返回朝鲜前线去换彭德怀回国，途经沈阳，在见了高岗之后，他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对高岗糜烂生活作风的不满：
我党成分复杂，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混入党内，无论什么运动，均为积极分子。即平日铺张浪费高人一筹者，一至“三反”，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此为党内之不健康现象。我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党内是免不了这些现象的。只有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才可肃清这些现象。
鉴于高岗对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事一直采取“不表态、拖起来”的消极态度，陈赓不得不去请毛泽东和
周恩来这两位“尊神”压一压他。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恩来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日子，陈赓算好时间，带着秘书去中南海的总理接待室排座，他静悄悄地坐在几位民主人士的后面，耐心等待着。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谈完话之后，问秘书外面还有谁，秘书说：“是陈赓司令员，等待您接见呢。”
周恩来不禁哑然失笑，招手让陈赓快进来，朗声问道：“阿赓你有事就来嘛，怎么也当起民主人士了？”
陈赓说：“您那么忙，我可不愿老来打扰您。”
周恩来仔细听取陈赓的汇报，又在笔记上做了简短的记录，思忖片刻，他沉静地说：“我知道了这个情况，阿赓呀，你再去找聂荣臻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谈谈，然后我在会上讲，再向毛主席汇报。”
鉴于时间紧迫，陈赓受命替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要求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选址问题给予支持。一周后，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文件，命令国家
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医科大学4。7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作为立足点，哈医大另选校址。周恩来随即派出一个政务院检查组，去沈阳和哈尔滨两市，督促、落实东北有关方面的人力物力保障问题。至此，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文庙街建院的划地问题，才得以完全解决。
只有陈赓，才能直通毛泽东和周恩来，面陈一切；只有陈赓的崇高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才能领导哈军工的创业者们克服横在筹建工作中的所有困难。
为了工作，陈赓是不怕得罪人的，对老熟人、老同事也照样不给情面。
第一批调人名单送交高教部后，进展不快，陈赓又来了火，那天他亲自打电话，请人事部部长安子文和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来筹委会“作客”。
两位部长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恭俭胡同，他们明白，陈赓八成是摆个“小鸿门宴”，所以都是笑容满面地走进了
四合院。
陈赓把早已准备好的调人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两位部长，然后大声说：“今天中午两位部长大人不能走，我请你们在这里吃全聚德烤鸭！”他转身吩咐许鸣真：“许参谋，快去准备！”
安子文笑了，他熟悉陈赓的脾气，陈赓为了军工学院废寝忘食，傅涯在部里碰见他总要诉诉苦：“请安部长多帮帮陈赓，他现在是个拼命三郎啊！”
吃过一次烤鸭的钱俊瑞可就有点紧张了，不时望望安子文，那意思是：“你快帮忙解围啊！”
安子文说：“陈院长盛情难却，老钱呀，咱们赶快看名单吧，要不吃不上烤鸭啦！”
这句话把陈赓逗乐了，刚才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一个上午，不仅确定了第一批调入人员的名单，同时又研究了第二批调入人员的名单。那天中午，大家满脸油香，开心地大吃了一顿烤鸭。
转眼到了西山枫红，遍地菊香的深秋季节，调入的教授和干部陆续到京，联络处设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第一宾馆。陈赓给筹委会立下一条规矩：凡是调来的教授路过北京，当天他就要带着筹委会的领导同志前去看望，并设便宴招待。
就跟刚见到南京来的教授们那样，陈赓一见面就向教授们讲形势，讲建立哈军工的意义：“……我们在朝鲜作战可吃了技术落后的亏，打炮，没有知识，震聋了战士的耳朵；缴获到美国的汽车不会开，只好推到稻田里去；有些装备出了点小毛病，甚至只是缺个把螺丝钉，安上了就可以用，可就是不懂啊，所以现在要办军工这样一个学校。但我们办不了，要依靠你们，祖国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今后要真正发挥你们的作用来办好这所学校。”
陈赓一贯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他推心置腹的一席话，就能让初次见面的教授们心悦诚服。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2）
军工筹委会选调教授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9月22日，陈赓向粟裕副总长呈送一份关于要求从教育部门和科学院延聘教授的报告，10月3日，粟裕副总长即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报告，他说：“……现据陈赓同志报称：为便于明年开学，目前急需培养师资、训练助教，惟欲从部队中遴选教授实属困难。故必须从政府系统教育部门、科学院等处延聘（并已得教育部负责人原则同意）。否则势难如期开学。特附呈陈赓同志报告，该件已呈彭副主席，恳请准予如数调配。”
三天之后，
周恩来对粟裕转报的陈赓报告做出批示：请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看一看1952年10月朝鲜战场的形势就会明白，周恩来的批示时间正是上甘岭战役的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是把军工延聘教授的事当成紧急军情而迅速处理，可以说，中央领导把创建军工学院与朝鲜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那天陈赓高高兴兴地从前门回到筹委会，安子文部长就追来了电话：“陈院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最近亲自为你物色了几位老同志，我还舍不得调给您呢！”
陈赓急了：“安部长，可别卖关子了，既然总理是为我们军工挑选的，你可不能半路打劫呀！他们到底是谁呀？”
安子文笑道：“我要是半路打劫，你陈司令员还不活吃了我？告诉你吧，一个叫唐铎，一个叫徐介藩，这两位都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由组织派往苏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还有一位叫赵唯刚，在日本和苏联都呆过，他们三位的俄语就不用说了。另外，决定从民航局调来唐凯和葛燕璋，他们都是老红军干部。怎么样？周总理让我问问你，这五位干部，除了你自己推荐的唐凯，其余四位你意下如何？”
陈赓听罢喜眉笑眼，连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部长大人！我正为缺少部系一级的领导干部犯愁呢，这一下可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
放下电话，陈赓忙喊来李懋之：“懋之啊，你快去中组部找安部长，仔细谈一下，如何尽快让这五位老同志来筹委会报到，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情况，有什么困难？回头马上告诉我。”
李懋之从中组部回来后，把这几位老同志的资历向陈赓作了汇报，除了唐铎还在苏联，即将回国外，其余四位都在北京。陈赓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感慨地说了一句：“总理亲自为我们军工挑选将才，真军工之幸也！”
单说这五位老干部中的唐凯，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人，生于1916年10月。1929年冬，13岁的少年唐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次年由团转党。他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副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支队长、第二分校一团团长，冀热辽军区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民航局抓出一个“大老虎”沈毅，中央批评民航局领导犯了严重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错误，所谓“铺张浪费”，是指唐凯向韩先楚等几个赴朝参战的老同志送了御寒的大衣和皮衣，还有租房子给他们的家属住。局长钟赤兵和副局长唐凯，同时被中央纪委给予行政撤职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被停止工作的唐凯心情沉重，感到无地自容，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多次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刚建国就莫名其妙地跌了个跟头，他困惑、苦闷，只能闭门思过。
没想到陈赓知道了唐凯的事，早在长征路上，他就熟悉这个小老弟，一个在危难中帮助战友的好同志会犯“铺张浪费”的错误？乱弹琴！陈赓摇头叹气，他去找总政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不用陈赓多讲，罗荣桓也十分了解这个东北战场的老部下，两人当场确定把唐凯调到军事工程学院去。
陈赓找到唐凯，笑呵呵地说：“老弟呀，民航局那点事，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跟我到哈尔滨吧！”唐凯流泪了。不久，他轻装简从，携月子里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跟李懋之一起上了北行的火车。
11月底，徐介藩和赵唯刚先后到筹委会报到，陈赓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两位长期在国外工作，阅历不凡的老干部显得与众不同，高视阔步之间透着自信和豪迈，甚至有几分狷介之士的气度，高雅率直的谈吐显现他们的才学和抱负。徐介藩为自己能到军工学院，在陈赓的领导下工作而兴奋不已，他一见到陈赓，就激动地说：“陈司令员，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去，我的党员介绍信就是交给您的，那时候您是组织委员。”
徐介藩是安徽省固镇县人，生于1901年。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比陈赓低两届，为第三期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派他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他参加苏联红军，1948年，他回到祖国，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副主任。1949年5月，周恩来把徐介藩调到北京，作王稼祥的助手。7月，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徐介藩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3）
此时，国民党驻苏人员已逃之夭夭。中苏会谈后，刘少奇与高岗回国，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老使馆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于是，徐介藩成为建国后中国首批高级外交官，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之职。毛泽东访苏后，中央调徐介藩去赤塔，任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徐介藩赴朝出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徐介藩性格耿直，有话直说，富于正义感，当然脾气也大。
徐介藩的特殊履历一直留在
周恩来的记忆中，现在要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周恩来又把他调给陈赓。陈赓为此颇感欣慰，数十年后，能与当年的黄埔学弟在创办军工的大事业上共事，的确难得。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他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1906年，赵唯刚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的普通农民家庭，苦读多年的青年人于1926年考取
留学日本公费生，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1927年6月，赵唯刚成为一名秘密的中共党员，年底回国，在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奉调苏联，在伯力炮校学习。1937年5月，赵唯刚作为莫斯科参谋本部的情报人员，被派往南京，年底返回苏联，继续在参谋本部工作。1941年9月，苏联情报部门又把赵唯刚派回中国，在路过延安时，赵唯刚找他在苏联认识的康生，要求党组织允许他脱离苏联情报部门，他想到
八路军工作，参加抗战。工于心计的康生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在敷衍，时间一长，四处奔波的赵唯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1945年，赵唯刚在我军通化炮兵学校工作时，由朱瑞、邱创成介绍，重新入党。
陈赓看重赵唯刚在炮兵教学上的专长，初次见面，知道赵唯刚有个关于党籍问题的历史包袱，筹委会马上要移师哈尔滨，他来不及和赵唯刚详谈。
自中央军委“6？23”命令中规定军工学院由五个工程系组成之后，陈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