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盛开-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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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手术？”潘红霞问，她想知道这个，“也是——不能手术了吗？”
米小米摇摇头，“不，”她说，“还不算晚，是我自己，我还没想好，拿不定主意，我还在犹豫。”
“犹豫？”这下潘红霞有些吃惊了，通常，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是不犹豫的：拿掉一只乳房，来保全生命。这里面好像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命运，不是选择，“你犹豫什么？”
“我在想，一个不完整、不完美的存在和一个完整的、完美的消失，哪个更慈悲呢？”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反问。
潘红霞愣住了。
米小米笑起来，“潘老师你千万别当真，我没那么深刻。其实，我是在害怕，我害怕假如我丢了一只乳房该怎么活……可我也怕死，怕得厉害！这两样我哪样都怕，哪样我都不想要！我还不到三十岁呢！”说到最后这句她的声音忽然抖了一下，像被突如其来的风咽住了。
她是那么好看，甚至，是美的。一张很难被时间所伤害的孩子似的脸，皮肤异常光洁，生气勃勃。可是这脸上却有一张非常性感的大嘴，艳丽、丰满，有特别清晰特别挑逗人的唇线。此刻她靠在松软的大枕头上，从睡衣的领口，露出那么美的优雅的锁骨，小小的乳房，清秀、俏丽、甜美，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纯洁气息。假如你了解她的经历，你会为她身上的这一切特征，这不能被伤害的少女的特征感到神奇。
潘红霞心里慢慢涌起巨大的怜惜。
“再说，我还没有爱过一个人，我是说真正地爱一个人，活了二十八年，还没有爱过一个人，可笑吧？突然间就要变残疾了，就要死了……我真是不甘心。我有个朋友，她喜欢研究那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星象啊什么的，去年她给我算了一卦，你别笑我啊潘老师，我信这个——她说我不久会有一个奇遇，只是，这奇遇，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朝西走，走，要穿过大陆走到海边上，那时她开玩笑对我说，米小米这奇遇大概会在西班牙等着你，她们都知道我喜欢西班牙喜欢阿莫多瓦还有皇马……当时我是当一个玩笑听的。西班牙！我怎么可能去西班牙？做梦吧？可是你看，突然间，就让我随团来法国参加这活动了，我来到巴黎了！这是我一生中离西班牙最近的时刻！我想起了我朋友的预言，也许，真有一个奇遇，在那边等着我呢，有一个人，在那边等着我呢！等着我披星戴月赶到那里去，等着一个还完整的、完好的我赶到那里去……假如真有那么一个人，我想把我最后的完好和完整给他，把没有一点损伤和残缺的这个我给他，这是我的梦想！然后，丢一只乳房也好，残缺也好，死也好，我都认了！潘老师您千万别以为我是个小资的浪漫的女人，不是，我是个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是个实用主义者，我从不做梦，我拒绝做梦！谁要是对我说，祝你好梦成真，我就对他嗤之以鼻！可是你看，我竟然也在这儿跟你谈我的梦想——这是我做过的唯一的唯一的一个梦，这一辈子，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在半路上就夭折了，流产了……看来不是我，而是梦在对我嗤之以鼻——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西班牙了吧？”她一口气混乱地说了这些，眼圈红了。为了掩饰这个她别过了脸，过一会儿她抬起了眼睛，“你呢潘老师，我一直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去西班牙？”
“我？”潘红霞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我只是想躲开巴黎。不一定非是西班牙，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巴黎。”
“为什么？”
“我在躲一个人。”
“谁？躲谁？”
“一个我爱的人。”她回答，非常平静，她没想到她能这么平静地对这年轻人说出如此巨大的秘密。
旅途（2）
“明白了，”米小米笑笑，其实她并不怎么明白，“你以前，来法国之前，不知道这个人在巴黎吗？”
“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潘红霞说，“我们很多年不联系了，熟人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那天，在咱们举办的一个活动上，我突然碰上一个老同学，那老同学告诉我说谁谁谁，就是他，也在巴黎，我一下子就慌神了。我怕这最后的四天，在巴黎自由的四天，我会管不住自己，去找他——恰好你在张罗去西班牙，我就来了。”
她平静地叙述，可是米小米还是能听出那平静后面巨大的忧伤。这是一个真正的有秘密的女人，而且，是真正忍受着这秘密的折磨而不是用它来点缀人生的女人。直觉告诉了米小米这个。她坐起了身，
“潘老师，愿不愿意再去喝一杯？”
一刻钟后，她们就又坐在了刚才来过的那间乡村风味的小餐馆，它同时也兼做酒吧。没有她们认识的人了，不认识的人也已经不多。橙色的灯光，温暖，不那么明亮，就像法国人有保留的礼节。当然有蜡烛，小小的烛光，一蹿一蹿，餐桌上就有了一些离奇的图案。她们要了酒，不是刚才的穆斯卡岱，她们嫌它太清淡了，换了一种红酒，那酒的名字叫安茹玫瑰红，现在，这血色的东西，艳丽的东西，摆在了她们面前，她们相对而坐，举了举杯子。
“祝你健康。”米小米说。
“也祝你。”潘红霞回答。
然后就都笑了，太荒诞了。
安茹玫瑰红非常好。潘红霞轻轻啜了一口，抬起了眼睛。
“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喝醉了，狂吐，”她说，“算算有十九年了。”
“天哪！”米小米压低喉咙叫起来，“十九年！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也长大成人了，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十九年不见，你怎么还能爱他？你确定你是真的还在爱他吗？”
确定？潘红霞默默地笑了，心里一疼。假如不是那么“确定”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假如有过丝毫的怀疑、犹豫，有过一年、一月、一天的遗忘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憎恨这爱，憎恨它怎么会如此坚贞如此不可征服。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终生都只能被这坚不可摧的爱所奴役而别人则不会。她望着米小米，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日子里很特殊的一个夜晚，她喝了一大口安茹玫瑰红，说道：
“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想。”米小米回答。
于是，在这个异国的小酒吧，在这个离河流很近的乡村旅舍，她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生平第一次，把她的爱，讲给人听。她从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那个邂逅的夜晚讲起，她讲黑夜中孤独又璀璨的学校，讲他们的河、河边的聚会，讲红钟社，讲那个浪漫和难忘的时代。她讲啊讲，安茹玫瑰红，要了一杯又一杯。酒吧里，人慢慢走光了，只剩下了她们俩，两个异国女人。老板站在吧台后面，百无聊赖地用一块布揩拭着酒杯，揩了一只又一只，揩了一遍又一遍，把它们揩得比镜子还要明亮。除了上课，除了在讲台上，她还从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说过话，她积攒了一生、一辈子的话，都在这一晚上，说出了口，就像水决了堤。她讲毕业聚餐，讲她借着酒意趴在小玲珑耳边上开天辟地说了一句什么。终于，她说到了最后、最后的重逢，雁北荒凉小城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他站在蓝得彻骨的天空下面，亲了她。
那是与爱无关的一吻，仅有的一吻。
米小米真是惊讶极了，惊讶竟使她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天，原来，这个女人，用她的一生，爱了一个根本不知道她的爱的男人。真是荒唐啊！更荒唐的是，最荒唐的是，她让这爱占有了她的一生。她不能像别的有秘密的人那样，把秘密埋藏起来，把痛苦埋藏起来，然后，去过正常的饮食男女的人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让那秘密，成为一个罗曼蒂克的回忆，成为一生中的故事和插曲。可这不是她的方式，她的方式是可怕的：她爱得是那么专注、忠贞、极端，没有一步退路，没有一丝一毫妥协。那是把自己逼上绝境那是悬崖边纵身一跃的爱，那是注定要心无旁骛要用最坚贞的一生来成就的爱。说实话，这样的爱，“爱情”是不配的，也是它承受不起的。能够承受这爱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和神明——因为那不是爱，那是信仰，她用爱上帝的方式爱上了一个滚滚红尘中的人。
米小米终于发出一声叹息，“你呀你，”她说：“你真荒谬啊！”说完这句话米小米眼睛里一下子涌满泪水。这个荒唐的、荒谬的女人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她。现在米小米知道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得癌了，要死了，那是因为，这世界，是容不得极致的东西的，比如：最美的、最丑的、最善的、最恶的，它只容得下两极之间平凡和平庸的众生。
“潘大姐——我能叫你大姐吧？”米小米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说道，“听我一句话，咱们提前一天回巴黎去，你去找他，你一定要去见他！你是想见他的，对不对？”
就在这时一个人闯进来，神色慌张，但是一看到她们立刻长出一口气。是杰米，他朝她们走过来。
“原来你们在这里，”他说，“害我到处找。”
“有事？”米小米问。
旅途（3）
“还以为你们被绑架了。”他笑起来。
他说“你们”，可是他的眼睛，只看着米小米，他想说的其实是“你”。他一眼就看出米小米眼圈红红的，“她哭过了，”他想，“为什么？”他不知道，可他知道她一定有一件大事，一个大秘密。刚才就在这间餐馆里，她说的那句话，把他吓坏了。她说，“别跟要死的人讲哲学！”谁要死？这一晚上他都在想这个可怕的问题。他的房间，就在她们的对面，他听到了她们开门出去的响动。他想她们大概是去散步。他等她们回来，一直在等，后来他就跑出去，沿着一条比较宽阔的路朝漆黑的山上走，走出去很远，没有一个人影，他害怕了，掉头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餐馆里还有灯光——他没想到她们居然又在喝酒。
“安茹玫瑰红，要不要尝尝？”米小米问他。
“太晚了，明天还要早起呢！”他回答，“明天我们要赶到布列塔尼那边去，去大西洋岸边的圣马洛城，晚上我们会住在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山，我请你们喝苹果酒，布列塔尼的苹果酒非常有名。”他说。他这时说话的语气和样子，不像一个“底笛”，而像一个极有耐心的兄长。
米小米笑了。
这一夜，她们躺在床上，却了无睡意。她们听着风吹打着老式的木百叶窗。不是那种凶猛的风，卢瓦尔谷地的一切，都是温和、柔美的，就像她们喝过的穆斯卡岱。据说，生生世世，它都是法兰西诗人眼中温柔的故乡。可它在这个季节仍旧是冷的，是一种阴柔的、缠绵的、鞭辟入里的冷。夜空中，弥漫着河水的寒气和春天树叶的清香，仔细听，听得见夜露滴落的声响。她们默默地、清醒地躺了很久，终于黑暗中传出了潘红霞的声音，她说：
“小米，明天，我们就看到海了。”
“嗯。”她回答。
“不去西班牙，我们还是到了海边，横穿大陆，朝西，看到了海。”
“你想说什么大姐？”
“我想说，你朋友的那个预言，没准儿真的很灵。”
米小米讲的故事（1）
我在北京，做“北漂”那几年，人家要是问我，你从哪儿来，什么地方人，我总是信口胡说。我说我从泸沽湖来，听上去又是一个“杨二车娜姆”似的，有时候我说我是彝族部落酋长的后裔，到后来，我又告诉人家，我是一个混血儿，我爸爸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一个从前的贵族，伯爵。我不管人家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信。我常常被自己杜撰的身世感动，我望着镜子里的我，我想，这么白这么娇嫩的皮肤，这么蓝这么美丽的血管，我没说自己是法兰西皇帝的女儿就已经很对得起这世界了。
我喜欢撒谎，撒谎是我的天性，真的。
说说我母亲吧，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的父母。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我母亲，十九岁那年，从一个叫磨盘凹的村庄，嫁到了核桃凹，也就是我的家乡，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现在那里萧条得很厉害，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了。我妈——我不习惯“母亲”这个词，太文明了——我妈年轻时候，是个怪人，人人都这么说她，“日怪得很。”她嫁过来做了杨家的媳妇却坚决不肯跟我爹同房，新婚之夜，她把身上穿的裤子的裤腰用线缝了个密密匝匝，两手握一把大剪刀睡觉。她还给我爹讲大道理，说：“你也是新社会的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你不能强迫我。”我爹是个老实人，又知道她性子刚烈，跳过崖——当初她一听说这门婚事就从崖上跳下去了！摔瘸了一条腿。这性子让我爹害怕，另外她满嘴的大道理新名词也把我爹吓得不轻，自然不敢碰她。一盘大炕，两个人，一个人睡炕头，一个人睡炕梢，中间隔了十万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