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我爱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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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超说：“稀罕你们呗。我知道中文系毕业的女生都很有本事的，据说你们能把六十岁男人的思想搞乱，把五十岁男人的财产霸占，让四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把三十岁的男人腰杆搞断……剩下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男人呢，只有全都滚蛋的份了！”
《没人知道我爱你》五（3）
我暴笑到要晕倒了。童超说话怎么这么有“水平”啊？
我说，我们学中文的女生没有这么猛吧？记得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搞马列文论研究的系主任专门还做过一次文艺评论，评某一个校友的小说。小说中写我们母校，说是在樱花大道上来来回回地走，就没有看到一个可以眼睛为之一亮的女生。我们系主任说，你看看他写得就不客观嘛，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就那么不受看吗？就算是樱花大道没有美女，还
有我们桂花大道呢。我们住在桂花大道上的中文系女生，曾经无数次地照亮过同门师兄师弟的眼睛呀。
我把这事讲给童超听，童超哈哈大笑，说：“岂止是照亮，根本就是照瞎了。”
童超又跟我说：“咱不那么贫了……你要是觉得裴俊好，就对他更好一点。人家那么大的大老板呢。我看他就快要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了。我知道你一对人好就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呀肺呀都掏出来给人家煮汤喝，和我一个德性。这没什么不好，总有人会被感动的。”
我说，但愿吧。
我问童超：“我要是和裴俊分手了，你会再来追我吗？”
童超说：“我要是想追谁，我不会在乎她身边有没有情人。”
我有点自嘲地说：“你那么不给我面子？”
童超辩解说：“不是我的错呀，我要给自己一点面子呀。你希望我说什么？说——殷拂呀，你放心，你就是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结了7次婚之后，如果你还想起我了，我也愿意和你重新一起走到坟墓里去？”
我大笑，说：“你不怕这么说话会把我逼上绝路啊？”
童超也跟着大笑，说：“抱歉，我很忙啊。我只管逼死人命的大事，你就自己负责走上死路的细节吧。”
我问他，“你是谁啊，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啊？”
童涛回答我说：“我是谁啊？这个我要好好想想……我想，只要我再稍微具有一些谦虚的品质，我就是个完美的人了。”
因为还约了有客户，童超说完，就先告辞了。
看他结账时那么大方地给侍者付小费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当年他那么慷慨地给我买船票的情形。
事过境迁哪。
那天回到家之后，我在浴缸里望着自己的脚趾头呆了一个小时。
我真希望我没有这样的脚趾，那样我的心情就不会那么紊乱。
记得曾经有一个谚语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那天晚上，我把熟睡的裴俊想象成了童超。我的脸贴着他的肩膀，紧紧地，把眼泪都挤了出来。
记得顾城有一句最著名的诗句说：“黑暗给了我明亮的黑眼睛，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但是佛说，“你看不到那么远。”
怎么办？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只是以郁闷的明亮来透彻一切曾经和未来——在那些比远方还要远的地方，寄托和寄存我们年轻的故事和忧伤，以及我们对永远的所有想象——直到我们看似优雅地真正衰老下去。
PART 2
《没人知道我爱你》六（1）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
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
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
没有人逼我去移民。
我是自己愿意的。
隔山隔水跑到大洋洲这个岛屿上来，就是想逃避我的过去。可以把这里视为一个孤岛，但我更愿意把它想成我的一个桃源。
时下，容纳情感的容器太多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去的爱情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论我们是否抓牢或者有可能永远把握，它都远不是生活的全部。
有人说，整个人类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布依（不依）族和满族（满足）。像我当年那样的女孩子，懂得满足的可真是不多。不依不饶地，总是要找人讨问说要更多的东西。我现在反省说我对我和裴俊的感情没有珍惜，不是说我没有珍惜裴俊。我珍惜他的身家，珍惜他的地位，珍惜他对我的宠爱——所有这些珍惜不过就是为了让我可以一直附丽着他，依赖着他。
那其实已经不是爱了。
可我不能这么“依赖”一辈子呀。何况我还这么年轻。
我曾经探询过裴俊的口气，问他愿不愿意我再去读个研究生。裴俊当时就笑着否定说，我要找个老婆又不是要找个学者！你要知道做一个好的学生和将来做一个好的学者完全是两回事情。现代社会，“知道分子”比知识分子吃香。
他说：“你可以去学学钢琴呀，家政呀，学学英语也行，就别学着做什么研究了。学出来跟个古董似的，说什么都引经据典，那还有点女人味吗？我可不想天天把一个搜索引擎抱在怀里。”
我说好。
于是我就跑到“新东方”不败叔叔的阵营里想杀出一条血路来，看看我在25岁的高龄上和DD、MM们一起，能不能重新被恢复成一台考试机器。谁知像我这样还没有被逼到绝境、非出国不可的人根本跟不上不败叔叔课程的进度。背“红宝书”能治疗我因长期无聊而导致的失眠，做题能做得让我恐惧桌椅，没上两次课我就要咯血了……
我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难怪金庸同志创造的《葵花宝典》在扉页上要交代“欲念神功，必先自宫”这样的警示。
不抱着自残的心态，怎么可能成为“新东方”不败叔叔的骄人弟子呢？
我毅然地做了逃兵，一点也不留念还没有消费完的后面的学费。
到现在，我还记得“新东方”的经典校训，说是——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一只狮子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抓住一只跑得最快的羚羊；一只羚羊则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逃过一只跑的最快的狮子。第二天早上，无论是狮子、还是羚羊第一件事就是——奔跑！我相信每一个去新东方朝圣的学生都会铭记它的。这是我在新东方最大的收获。
但是，我把它讲给童超听的时候，童超很不以为然地说：“新东方只教会了你们漫无目的奔跑，可奔跑背后的规则有几个人知道哪？即使是跑得最快的羚羊也最终摆脱不掉被狮子吃掉的命运，对吧？中国的考试体系培养了太多的缺头脑、少智慧的羚羊。他们的奔跑除了给像新东方这样的组织带来滚滚金元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最终还是要被狮子吃掉。”
我知道童超有童超的道理。也许经商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都有不俗的见解吧。
童超很认真地教育我说：“亏你还是在名牌大学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不出来为社会尽尽绵薄之力，只知道猫在家里学习享乐主义，你呀，迟早也是会被狮子吃掉的。”
我轻笑说：“要是我出来做国家栋梁，你这等庸才摆哪里去啊？到时候你们又要嚷嚷道，你殷拂不做会饿死啊，干嘛出来抢哥们饭碗？”
话虽这么说，但我真的有些想法了。或许，我应该到商界混一混？不定我就成了第二个吴士宏呢？
这年代的人，就是不能有雄心。随便一个什么场合的什么契机，说不定就激起了豪情万丈。这些胆气雄心什么的总是比实际的现实机会要多出几十万倍的。
这样想着，我就跟裴俊商量说能不能到他的公司里头做点事情。裴俊很果断地就抵制了我的试探。他说不能坏了规矩。他宁可养着我，也不要以工作的名义天天在公司里见到我。那是对工作和感情的双重折磨。
我问他：“你让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使我每天在你的宅子里无所事事吗？”
裴俊说：“你可以写东西呀，你不是要当专业作家吗？条件这么好你还抱怨什么？你用电脑好好写啊，我一直觉得你就适合当一个作家呀。”
我反驳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让我去做作家梦啊？从前，作家用毛笔写作，文字既洗练又好看；后来用钢笔来写，文字就有些唠叨了；发展到用圆珠笔，作家们都是废话连篇；现在电脑普及了，字里行间谁都能找到相同软件的味道。我不是不想当专业作家了，才到电台当主持人，之后才认识你的嘛？我要是铁了心当专业作家了，你就拔不到我这根葱了。”
裴俊说：“那你可以再去找个工作，你想每天去挤挤地铁闻闻劳动人民的臭汗味道也行。挣不挣钱没有关系，就是让你别闲着给我惹事情。”
《没人知道我爱你》六（2）
于是，我选择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秘。工作的性质陌生，上班的环境陌生，同事的面孔陌生——但我喜欢。我喜欢这种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我这种有惰性的人，你必须每天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才能保证我不在定式中“差它岁月”。而且，我的精神领袖——比如Coco·香奈尔——她就教导我说，“想要成为无可取代的人，就必须经常标新立异”，那段时间，我就常常拿它来激励我自己。
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想傍大款没有错，残酷的社会现实教你就要学会走这种一劳永逸的捷径。现在的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雌雄”的时代里，有心计的女孩子什么都明白，她们在傍大款的时候，早就懂得了，怎么去拒绝假大款、警惕坏大款和抓牢好大款。一定要说有什么要害怕的话，怕就怕还有些贪心，还想在衣食无忧之外要一些别的东西，以为那样才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才对得起自己曾经也是在名牌大学混过的历史。这种做不来烈女、又天天梦想着头顶一个贞节牌坊的做法最终只会是鸡飞蛋打，倒不如像舒淇在电影《千禧曼波》说得坦白——“我的户头里还有五十万，等花完了，我就离开他。”
我最清楚自己亲手制造的一些个爱情赝品最后的命运是什么，这也是所有赝品的共同命运。你可以模仿和假装，并从中获取利益，但是你无法逃脱命运的总结局：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购买者，而是你这个制造者。他至少还享受了过程的乐趣，他的痛苦只在最后真相澄清时的刹那。而你的痛苦却贯穿始终，从一开始，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廉价，虽然你以看似高昂的价格出手，但是，透支的和当掉的，远比这个价格要巨大得多！而且，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信任或者说你值得别人去信任的呢？没有了。赝品即使在从前具备精品的品质，但当它一定要冠以一个虽高大但虚伪的名称的时候，它就注定了会有假象中的昂贵和真相中的轻薄。落差是你在制造它的时候就必然存在的——在这个落差中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赝品。
——不要说开始你不知情。
我现在咀嚼这些曾经就是为了不再因为不堪和难堪而再去拒绝这些曾经。让自己从清醒的糊涂中提炼出永远都明晰的一些东西，比如客观，比如客观之上的无情，比如无情之中的宽容。
我在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所只做了半年。那是我最有职业状态的半年。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我以陈述我那半年的履历为荣。
那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在单位，就肯定是在去单位的路上、或者在为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奔波；工作不是我的负担，而是可以呆在单位的借口。
那时候的每周我都是那么轻易而情愿地在单位里装满100多个小时的生命，痴迷着每天拥挤在单位的走廊上互相碰撞肩膀的感觉，沉醉于每天从早饭、午饭、晚饭甚至夜宵都在和一种想象的成就感在一起分享的感觉。单位里没有真的假的感情霸占着我不成熟的心，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污染眼睛，我说那里是惟一适合生命缓慢、自然、健康生长的乐园。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那些同事是我的对手，他们本不和我在一个社会经济阶层里较量，因为他们总痛苦着为什么自己的全部存款总是那么骨感苗条；但我把他们当成是一起逃离社会的难友，单位是透明的雕牌香皂，洗掉一天十几个清醒的小时，也洗掉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社会小人物的痛苦——谁都有各种压力和痛苦一大把，相互理解就像理解自己一般的容易。
那半年的时间；我变得不再害怕天黑。我开始害怕假日。每一个节假日，我一如没有吸过血的苍白的行尸走肉，飘荡在癫狂的人群周围，坐着、站着、想着、看着，找不到一个让自己心情舒服的姿势。生活的复杂不如单位的简单，生命的沉重不如工作的轻松。长久一点的假期，对我而言就好比监狱生活一般，我天天在门口等待释放回上班的日子。
我对单位的依恋当然和单位里的某一个人有关。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从事商务律师的工作，帮助一些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大型外资机构做好各类法律文件，协助他们在中国开拓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