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朝阳-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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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让他激动。
“当然如此，数百年间，泰西各国人士对我国之科举可谓是推崇倍至，即便是咱们在多次战事中中失败，泰西学者仍对我国科举制度仍是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称赞，让翁同龢听了心底只显得极为舒服，他不时的抚须笑着，似乎非常享受这种为洋人推崇的感觉。
“欧洲人赞赏的是咱们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也就是在咱们的影响下，这泰西各国纷纷开始废弃了赐官制，确立从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在泰西各国中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直至二十年前，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唐浩然说的这些，虽在《泰西策》中略有提到，但并没有提及其与中国科举制的关系，而此时唐浩然之所以说出这些话，却是为了自己的下面的话作铺垫。
“过去泰西之强，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文武官公断，择以专长能才治国，辅以富强之术，其国焉能不强！可反观咱们中国，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如果早在五十年前，**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
唐浩然口中的“乙酉藩之耻”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中法新约》，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
“据子然看，”
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唐浩然的话自然是深得其赞同，于是便慢慢地说道。
“这五十来，难道咱们所办的洋务，便不值一提？”
这句话，与其说是问题，倒不如说是翁同龢想从唐浩然的口中得知李鸿章他们洋务到底办的怎么样。
“相爷，您身在朝中，于朝中之事，自然比晚辈更为清楚，敢问相爷，当今办洋务者，所求者是为何？”
“这……”
翁同龢沉吟时，唐浩然却说道。
“所为者，无外四字——“富国强兵”，敢问相爷，国朝之洋务创办三十年，富国几何？强兵几何？”
唐浩然的话声落下后，看着翁同龢说道。
“国之不富，谈何强兵？国之无银，又焉能办工厂、兴矿山，辟航线、建铁路？这些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如何去办？若国家有银钱，必可建铁路，练新军、操海军，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富，谈何强兵？”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身户部尚书，对此自然是体会颇深，这些年国朝的用度一日比一日大，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银子，他想支持张之洞办洋务，但却苦于财力不济，只能勉强维持，想倡办水师、陆师，以夺李鸿章之依持，亦苦于财力，这不论办什么事，归根到底，还是要靠银子说话，张之洞办洋务也好，操办水师、陆师也罢，若是有足够的银子，又岂会任由他李合肥猖獗至今？
“子然，那以你之见，这富国强兵，应该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这唐浩然早在武昌时便有“筹财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见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于是便开口说道。
“不知相爷在看晚辈所著《日本变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为重？”唐浩然的反问，让翁同龢眉头略皱，然后说道。
“明治维新所变者虽尽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与“中体西用”，有几分相似，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
虽说翁同龢没有回答唐浩然的问题，但唐浩然倒也没有追问，而是赞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学之我中国，其所提者为“和魂汉才”与现今之“和魂洋才”，具为学习之道，虽其所行者不过“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却依可为我国之鉴，如数十年间，持持洋务者空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如何操持，这一点，日人之道，却可为借鉴！”
而他之所以会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为了把其往“变法维新”上引，现在不是五年之后，没有五年之后的战败对国人的思想造成的冲击，现在谈“变法维新”似乎早了点，没有思想上的冲击，这些以保守著称的大员们，又岂会愿意行之以变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会请自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变法维新所吸引，而是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对于他来说，他所重者不过只是那个皇上学生的权力，以及同李鸿章等人争权罢了，至于所谓的变法维新，其不过只是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重”的层次上，和这种人谈变法，自然如同对牛弹琴。现在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它方面着手。
“子然，说来听听！”（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32章翁府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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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说来听听！”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那日本的变法维新，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会为《日本变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收权于中央，重树天皇之权，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树权威，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
至于什么洋务也好，变法也罢，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
“过去日本之制，虽与我国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其本源却是近似，如日本与我国，千百年间，皆以农为本，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这与我国倒是近似，明治维新前，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
“确实如此，我中国千百年来，皆以农为本，地税自然所占极重！”
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而实际上，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国以来，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开源”更吸引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
“相爷可知，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
“子然，这是为何？”
既然翁同龢问，唐浩然又岂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而翁同龢听着，则是时而皱眉，时而展眉，而到了最后，其则闭目说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
而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地税改革”取地价3％，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虽说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勒索卡拿，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
“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当之处，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补之于短，以子然看来，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避免地方虚耗、苛杂，其入自然倍增，届时，国家焉能不强！”
唐浩然的话却让翁同龢的内心一时翻滚非常，确实，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税改革，适当减其之税，日人收之地价百分之三，国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杂税，不单百姓不至再负苛捐杂税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税改革之力，收财权于中枢，若无财权为凭，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这般一寻思，翁同龢倒是觉得唐浩然建议颇有可取之处，看着其的眼光也变得越发欣赏起来眼前这个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确实有几分才学，其实今天他之所以先见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为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确是想借机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荐，现在看来，这唐浩然确实可用，不过细细想来，翁同龢仍然能从这个地税改革中体味到其间的风险，朝野阻之大远非他所能挡……
犹豫不决间，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看着唐浩然说道：
“这日人地税改革确实有可取之处，然我国朝有圣祖皇帝所留“永不加赋”之祖训，若是行以地税改革，其违背祖训不说，其间朝野阻力，恐非易事，这阻力又当如何消除？”
说罢，翁同龢便盯着唐浩然，全是一副请教的模样。
“但凡改革，焉无阻力，以至有史以来，但凡改革者，往半途而废，其因皆为主持者或不能抗其阻力，或半途罢官政息……”
唐浩然一边说，一边端茶润了下喉咙，同时借机看了一下翁同龢的神色，果然正如他意料中的那样，在自己提及“罢官政息”时翁同龢的脸色微变，熟读史书的他又焉不知商鞅变法的商鞅之遇？以及王安石变法的罢职之鉴，而这正是唐浩然所需要的。
“不过，以子然看来，古之变法之所以半途而废，除此内外阻力所至，还有一个原因，皆是因其朝野虽知改革之要，却不知改革之利，所以，欲行以变法，必首先令国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如此方才能变法维新为世人所接受。”
“这，如若不行以变法维新，又当如何让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
唐浩然的话，反倒让翁同龢迷惑起来，凡事总有个先后，若是无鸡又焉能有蛋，没有变法维新，又岂有变法维新之功？
“相爷，若是能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呢？”
在说出这句话时，唐浩然却是一阵暗自得意，百年后改革开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保守压力与晚清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如此，中央又岂会弄出“特区”，最终以特区之效果，影响全国，从而才有了十余年后的全面改革开放。
而现在，他不过只是把百年后的一个“成功案例”摆到了翁同龢的面前，他心知翁同龢等人的保守，同样也知道，什么是他们难以拒绝的。
“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先是一阵思索，而后又反问道。
“莫非子然所说是如台湾的刘铭传一般“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地先推行以新政？”
在唐浩然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的时候，翁同龢自然先想到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