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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帝国的朝阳-第2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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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堂毕业者,尽是官员子侄,其进入官场后,又岂会遭到排斥、挤压?”

在一个东方传统国家中,只有这种“裙带关系”,国家才有希望,如果学习西洋文化的不是官员子弟,他们就无法得到官场的支持,更会于官场中倍受排挤,也正因如此,当初日本才会首先于贵族藩士中选派留学生,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重用、不会受到排斥。而相比之下,当年中国选派的留学生,却完全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于官场之中无人照料,加之学习为士大夫所排斥的西洋知识,受其挤压也就自然之事。

稍一思索便想通其中环节利弊的李鸿章,只觉眼前一亮,唐浩然之所以重用刚毕业的学生,是因为东北系草创,全无各种裙带关系,而他不能是因为北洋内部复杂的裙带关系,方才无法人尽其中,如若其学堂中学生尽为北洋子弟,用之,他人又岂会拒之?

裙带关系也是关系,如此一来办起事来,非但事半功倍,甚至过去许多阻力亦将得已消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又把三省的官员利益与北洋衙门捆绑于一体。

“大人,您决定用加藤了?”

在加藤弘之离开之后,见李鸿章将衙门附近的一处宅院送予其,便知此人将入北洋幕府的张佩纶反问一声。

“嗯!”

轻轻点了一下头,李鸿章并没有说话,而是默默的端着茶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情,那眉头时皱时松。

张佩纶便把声音微微压低:

“大人,这小学校确实可于府县设立,然而如中学者,当今何有中学之师资,以佩纶看来,也许可考虑将中学设于天津,如此方可使师资不至减弱,亦能令学生有所成。”

张佩纶这两句轻细得只有李鸿章一人听得到的话,却如千钧炸雷的在他的耳边响起,只使他为之心跳血涌。他本想大声斥责一句“狂妄荒谬”,但他看出张佩纶完全是一片好心,或者说完全是因为他是家人,方才会这么说,说到底他的这番话,为的还是李家的利益。

将中学设于天津,无疑是将那些年岁稍长的官员子弟,作为“质子”留于天津,当然名义上没有任何人会这么说,就像张佩纶所说一般,这是因为师资不足的原因,这么大的中国又有几家书院?有比天津更合适的地方吗?

“相比地方,对洋人排斥非常,天津作为开埠之城,士民早已习惯洋人,且又有日本逃难学者云集,于天津设立中学,其可就近就读专业学堂,就近就读北洋预备学堂,如此一来岂不有利于育才!”

面对张佩纶的建议,一时间虽明知其利,却又难以抉择的李鸿章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回答的说道。

“今日天色已晚,我看此事还需重长计议!”

虽说张佩纶学的并不是是帝王之学,但是他却清楚的知道,现在中堂还是有所顾忌,也正是这种顾忌,使得若非是唐浩然把脸皮撕破,用一招“议政”把中堂,把各位大人逼的没有了退路的话,否则大家伙恐怕现在还做着大清的忠臣,还是依如过去一般,任由朝廷掣肘,而全无任何抵挡之力,现在看似没有了朝廷掣肘,可大人却依然在人臣与枭雄之间摇摆着,于是便加重语气说道。

“大人可知为何东北上下一心?为何东北军官甘愿为唐氏赴死,虽说军律相束,可除军律外,其于朝鲜设立之学校,岂有一所不由唐氏出任校长?如此师生之情,又岂是上下之情所能挡?自古以来又岂有学生叛出师门,自甘愿为师而赴义者,又岂之万千?”

(无语现在在乡下禁烧,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于乡镇,以至每天只能一更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泪奔了……尽量争取不至断更吧!)

第40章命门(求月票!)

深秋的草原被秋风吹成了黄色,枯黄的草地被风吹动着,起伏不定的似波涛一般,而在这片波涛中,却看到一些青年人正在用测量工具对土地进行着测量,而在他们身后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一片繁忙的工地。

而即便是这起伏的枯黄的浪滔中,能够看到数台蒸汽拖拉机或是用钢质的推土铲将土地整平,刮推出一片路基,而在用石灰土混合的路基上,蒸气压路机轰鸣着前行着,将松软的石灰稳定土压实。

尽管关内天灾人祸以及有限的土地导致劳务公司永远不需要为劳动力担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劳务公司招至东北,但并不妨碍公司在筑路时采用蒸汽拖拉机、蒸汽压路机以至蒸气挖掘机之类的大型机械设备,以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人力!”

站在上风口的孙木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同身边的卡森特说道。

“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确实可以用人力取代的机械,而且在中国确实有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卡特尔先生,现在除了奉天的铁西工业区之外,还有大连以及铁路厂矿的建设,到处都需要人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即便是不包括农垦团,劳务公司在东北投入了超过45万劳工,在铁西……”

孙木口中的“铁西”,指的正是他脚下的这片土地。皇明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迁都盛京后,将城外自汉民悉数掠为奴隶,并将其世代耕种的土地分封给八旗旗主,城西为镶蓝旗界。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被封为郑亲王,领镶蓝旗旗主。直至1892年奉天城西区的揽军屯、路官屯、艳粉屯、牛心屯等地均属镶蓝旗,揽军屯、路官屯、艳粉屯等属王府庄地。

在1892年之前,虽城西之地屡有放垦,但其作为王府庄地开垦规模并不大,大都仍为旗地牧场,而东北总督府建成后,除去进行土地林野调查摸清家底的同时,还颁布命令将旗地充公,尽管没收旗地的行为引起轩然大波,但并没有遭遇多少阻力,毕竟当初该逃的王公贵族基本上都逃到了京师,至于留下的大都是些普通的旗民,自不敢反抗总督府的官威。

而与其它地区的土地由农垦团进行开垦不同,从一开始奉天周边的被没收的数千平方公里土地即被确立为城市用地而其西则近千平方公里土地,则被确定为工业区。而因其位于奉天火车站以及铁路西侧,则被定为“铁西区”。

其非但是作为工业区,同样也是奉天的新城区,是“一四计划”规划的沈阳、大连两大城市圈的核心。

“聚集着超过7万劳工,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只为了加快施工速度,毕竟……时不待我啊!”

凝视着远处那片繁忙的工地,孙木的眉头突然一皱,现在已经到秋天了,等到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这片工地就会沉寂下来,要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才能重新施工。现在那几家的重点工厂的厂房还没完工……

“孙先生,我并不反对采用机器,但是,你必须要理解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尽管拖拉机可以平地,压路机可以夯实路基,挖掘机可以挖出修建下水道的沟渠,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速度!”

作为“四年计划”的规划者之一的卡森特,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专家他如同其它的同僚一般,希望于东亚的这片荒凉之地上印证他们的理念——建立一种理性的或计划的经济;独揽大权的国家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由国家来决定财产、劳动、利益分配等。作为施穆勒的学生,卡森特在东北看到是梦想实现的可能。

后进国家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下,才能实现国家的崛起。而在全世界没有比东北更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了,其推行的经济统制正是一步步的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至于卡森特在接触到经济统制,尤其是其在朝鲜发挥的效用时,更是激动非常的写信与老师施穆勒一同讨论经济统制,当然更多的则是就其总督府提出的“四年计划”进行讨论,即便是剖除其中雄心勃勃的试图以四年的时间,投资1。5亿英镑从无到有的初步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外,更为引人入胜的恐怕还是其中的计划与干预。

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这正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甚至曾经他们所主张的政府控制经济行为主导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但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尤其是大资本集团与国家干预经济的冲突,同样导致了历史学派在德国的没落。

但是在这里卡森特看到的却是比德国更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尽管“四年计划”是由东北重工业开发公司,也就是“东业”所承担,而政府只负责指导与监督,但这家公司却是接受政府全面指导和监督的“国策公司”。

正是因为对东北的经济统制充满了憧憬,才使得卡森特对“四年计划”充满了热情,当然他的这种热情同样也源自其渴望通过这一计划的成功,向世人证明“经济统制”的有效性,进而证明历史学派的正确。

“我进行过计算,如果在三个月前,多投入三万劳工,那么铁西区的176家工厂中至少会有五分之一的工厂完成一期土建,孙。”

扭头看着身边的孙木,卡森特用感叹的口气说道。

“毕竟,按照四年计划的原则,除大型项目外其它中小型项目建成后平均应是3年,就应该收回投资,尽管相比于其它任何国家,目前于中国投资工业的回报率是极高的,但是三年收回投资,仍然是极为艰巨的事情,而三年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又关系到第二个四年计划能否顺利进行……”

如果说卡森特为何佩服“四年计划”,恐怕就是其环环相扣的发展,站在国家的层次的对工业投资进行的规划,绝不同于一般企业分散的投资,其针对性更强,如冶金、机床、机械加工、造船以至纺织、造纸等各个方面的投资,无不是相辅相成的,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四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市场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决定的投资收回时间,而其之所以看重投资收回却是基于对下一个“四年计划”长期规划。

如果说第一个四年计划只是打造一个规模普通但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话,那么长远规划的“二四计划”则是“一四计划”的放大版,其投资规模更大,而且其投资中的50%来自“一四计划”的收回投资,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一四计划”将会给东北培养锻炼大批的技术人才,通过“四年的人才培养沉淀”之后在“二四计划”中,那些中国的技术人员将会得到充分的使用,而不像“一四计划”这样,完全依赖外国技术专家。

如果不是因为那位元帅太过繁忙,恐怕卡森特更乐意同讨论其发明的“统制经济”,不过通过同孙木——他是元帅的得意门生,据说在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有那位唐元帅的学生,而孙木在经济统制方面的造诣极深,自然可以解答卡森特的一些问题。

“人力……”

沉吟片刻,孙木无奈的摇头说道。

“现在,公司面临的是两种情况,充沛或者紧张,比如在招垦上,因为政府提供船票补贴、安置贷款的关系,所以现在关内的移民更愿意作最普通的农民。还有呢,就是军队,军队也在关内征兵,他们不再发放厚饷,而提以提供土地的方式取代军饷,而相比于作为工人,他们更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

想到公司于部队合办的职业培训的受挫,孙木脸上苦笑之色更浓了。

“就是对于军人来说,要退役时,他们要么选择做警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就是警察,自然愿意回归本行,也有人是受战友的影响愿意当警察,更多的人愿意当25亩的农民,而不是每月8块钱的工人!”

工人的工资高过军人,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毕竟军人没有工人的工装费、伙食费,而且相比于工人,根据《东北军人地位法》的规定,军人享有半价以及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力,种种社会地位上的优先,使得军人的地位远高于工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不过相比于农民,工人却又有着生活于城市中的便利,其生活环境更好,但是尽管如此,那些军人在退役时,仍然愿意当农民而不是工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保证警察数量的前提下,总督府同样希望军人充当农民,以在乡军人的身份担任保甲长,进而担负起于乡村建立总督府基层政权的职能,负担起训练农民的责任,毕竟相比征召技术工人参军,战时征召农民无疑是更实地,更符合总督府的利益。

一环扣一环,可以用这句话去形容“四年计划”,同样也可以去形容总督府对乡建工作的设置,至少对移民点的设置上的是层层控制的,但相比之下,对城市,对工人反倒是不甚重视了,甚至还包括对工人招募上。

“东北的劳动力招募完全来自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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