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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民国大文豪-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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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给他写封信问问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汪月琪怂恿道。

“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或许是花钱雇人写的呢。”冯程程没好气的说道。

“那正好,你一问就露陷了,他以后就不会再纠缠你了。”汪月琪建议道。

“那你以后也看不到新诗了。”冯程程取笑道。

“对啊!那还是不要揭穿他好了。”汪月琪郁闷道。

两个小女生说笑着走在校园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不如这样吧,你考验一下他。”没过多久,汪月琪出了一个主意,“学校正好要排演一出话剧,林少爷不是有才华么,你写信让林少爷写一出话剧,顺便说说诗作刊载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刻意了。”

“他是懂得写诗,又不是全才。”冯程程拒绝道。

“啊,你是在帮他说话么?”汪月琪诧异道,“你不是讨厌他么?程程,你变心了。”

“不和你说了。”冯程程快走几步,不让汪月琪看到她羞涩的模样。

当天晚上,冯程程拿着笔在灯下写信。

信中说学校要排演话剧,需要剧本,不知道林子轩能不能写一出话剧,自己不胜感激,最后又说北平文坛的大家周作仁先生欣赏林子轩的新诗,询问林子轩愿不愿意发表。

整封信语言平淡,说的都是正经事,没有一句牵涉到儿女私情。

冯程程把信读了几遍,确信没有半句会引起误解,才把信装到信封里,准备明日寄出。

数日后,她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一份稿子,稿子上写着两个字:《雷雨》。

第十八章《雷雨》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舶来品,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

欧洲各国通称戏剧,在中国话剧最早被称为新剧或者文明戏。

1906年冬天,受日本“新派”剧启示,中国留日学生曾孝孤、李叔桐等人在东京组织建立一个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

同一年,王钟生等人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这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

1907以后至1917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文明戏逐渐沉寂下来。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表演形式的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揉混合的过渡形态”。

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从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其次,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也纷纷出台。

看似新剧从业人员增多,表面上壮大了队伍,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

剧社只顾赚钱,曲意媚俗,使本来就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艺术质量急剧下降,最终,反倒失去了观众。

最后,文明戏的底蕴不足,思想贫乏。

很多剧社演出前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是根据大致情节在台上让演员自己发挥,甚至是插浑打科,恶俗逗趣,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在五四运动之后,爱美剧走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爱美剧不是后世的美剧,而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职业戏剧,先后成立了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

爱美剧注重社会问题,推崇易卜生的话剧,比如《玩偶之家》。

这种话剧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个时代属于时尚,他们自己创作剧本,自己演出,不考虑赚钱,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由于胡拾、陈独绣等人的推荐,在青年学生中引发风潮。

学校里大多都组织有话剧社,青年人拥有无比的热情,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大舞台,在教室里,在街头都可以演出。

当然如此创作出来的剧本良莠不齐,很多剧本只想喊出口号,缺少深刻的内涵。

这是中国话剧方兴未艾之时。

在1921年五月份的一天,《雷雨》的稿子出现在了北平的一所女校之中。

冯程程端坐在教室里,翻看着《雷雨》。

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一部伟大的话剧,她只是被剧中的情节所吸引,根本没有听到讲台上的老师在讲什么。

《雷雨》有四幕,集中在两个场景中,剧中情节发展不到二十四小时,却展现出了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

随着剧情的展开,冯程程觉得越来越压抑。

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繁漪对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的周萍;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

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

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

作者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发泄被抑压的愤懑,毁谤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此时的冯程程还不能完全理解《雷雨》所要表达的内涵,只是觉得故事怎么能这样悲惨,怎么能这么压抑。

她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想要到教室外边大口的呼吸。

这和她以往接触的话剧完全不同。

作为文艺积极分子,在学校里,她也排演话剧,比如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争取独立自由,或者是来自欧洲的著名戏剧。

她第一次觉得以前排演的话剧是如此的肤浅,故事情节是如此可笑。

她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提,林子轩竟然给了她这样一个剧本,这根本不是中学里的学生能够演出的,只有正规的剧团才行。

冯程程慢慢静下心来,继续翻看林子轩的信件。

后面是林子轩的叮嘱,他对刊载诗词没有意见,可以用真名,不过《雷雨》若是刊载就不能用真名了。

他本身出自一个大家庭,《雷雨》的故事也是如此。

如果被人知道《雷雨》是出自林家少爷之手,难免会引起联想,甚至是影射。

林家是他的根基,他可不想惹麻烦,被逐出家门,说到底他和这个年代的青年并不相同。

正因为如此,冯程程觉得林子轩缺少胆气。

她身处北平,五四运动的中心,感受到这里青年的狂热,整日里被一些热血的口号感染,好像不和封建家庭决裂就不是新青年一样。

她也幻想着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可以独立自主。

绝不能像《玩偶之家》之中的娜拉一样为了丈夫而活,成为生活的玩偶,最后被丈夫抛弃,才幡然悔悟,离家出走。

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眼下她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雷雨》。

冯程程决定把那些诗作和《雷雨》交给周作仁先生,刊载到报纸上,让更多的人看到。

两天后,她在北京大学见到了周作仁。

她从诗作中挑选出了十六首,这十六首新诗都是极少涉及情爱的,她可不想把那些略微出格的诗作刊载到报纸上。

其实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并不算出格,只是在这个时代很难被接受而已。

周作仁翻看着诗作,心中感慨不已。

他也是有才学的人,自认不比别人差,不过在诗歌上却不及这位林子轩。

听说林子轩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他暗暗点了点头,只有接触了欧美文学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新诗,很多诗作中明显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写法。

接下来,他看到了《雷雨》。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仁一直沉浸在《雷雨》的故事里。

他内心里激动不已,和冯程程不同,他可是看出了《雷雨》的价值。

他一向主张文学为人生,注重现实主义写作,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雷雨》毫无疑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第十九章新诗兴起之日

鲁讯自然也成了《雷雨》的读者。

“好一场大雷雨,洗去一切丑恶,也洗去一切希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他如此评价道。

他决定写一篇文学评论来推荐《雷雨》,然后一起邮寄到《晨报》的副刊上。

有了鲁讯的推荐,《晨报》想必不会拒绝。

至于那十六首新诗,由于数量过多,报纸不是诗刊,所以周作仁决定刊载到《新潮》文学杂志上去。

《新潮》相当于北京大学内部的刊物,是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周作仁是主任编辑。

当周作仁把新诗稿子拿到《新潮》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沸腾了。

此时的《新潮》杂志是新诗发表的重要阵地,刊载过包括康白清、俞平波、叶绍均、朱自青、刘半侬等人的新诗作品。

新诗的争论大多在这里进行。

林子轩的新诗风格多样,每一篇都是成熟的作品,而非刻意模仿之作。

这正是让他们惊讶的地方,当他们还在争论新诗该怎么写的时候,有人已经用白话文写出了经典的诗歌。

这里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还有象征主义。

一个诗人的风格怎么能够如此多变?

他们甚至怀疑这是许多诗人一起创作出来的。

周作仁又把那个故事讲了一遍,这只是作者追求女孩子的游戏之作,所以风格变化也不难理解,没人规定诗人只能写一种诗风。

做人的差距啊!

他们发出和平禁亚一样的感慨,不过这些人心中是兴奋的。

这些诗作给新诗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新诗不是不好写,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要突破旧体诗的枷锁,寻找新的出路。

《新潮》杂志是月刊,可一众编辑迫切的想要把这些新诗刊载出来,和读者分享,所以他们决定加印一份诗歌增刊。

增刊不仅要刊载这些诗歌,还要请北京大学的教授进行点评,并撰文讨论新诗的未来。

有十几位名家教授参与其中,共同讨论新诗的发展,可谓是诗坛的一大盛事。

鲁讯为《一代人》做了深度点评,周作仁解析了《雨巷》的美学内涵,顾颉钢阐述了《断章》的深层意义……

这份临时起意的诗歌增刊后来被称为新诗的《圣经》,奠定了新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影响了后来的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众多新诗流派。

好在林子轩的这些新诗在这个时候段内发表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今年可是新诗突飞猛进的一年。

1921年6月8日,在郁达浮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创造社正式宣告成立了,成员包括郭沫偌、成仿伍、张资评等人。

创造社到秋天的时候会在上海出版《创造社丛书》,其中就包括了郭沫偌的诗集《女神》。

《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代表作,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的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奇特的想象和夸张,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影响了一代青年人。

颇有一种《女神》一出,谁与争锋的气魄。

而湖畔派的代表诗人汪静知的《惠的风》也即将出版。

其中对人生价值,大自然的探索与追求,对爱情的渴望等等也为新诗打开了一扇门窗。

还有林子轩的好室友徐至摩,同样在这一年加入了创作新诗的行列,新月派由此而生。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林子轩,新诗还是会照常发展下去。

不过现在林子轩占据了时间优势,成了新诗的奠基者,别看只提前了几个月,这就是开创者和追随者的区别。

如果说胡拾的《尝试集》分开了旧体诗和新诗的界限,那么林子轩的诗作就给新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新潮》诗歌增刊一出,北平诗坛瞬间就喧嚣起来。

学生们都在谈论着这些新诗,热切的争论着,教授们也在交流,新诗成了一种潮流。

这还解决了白话文写作的困境,事实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优美的诗作,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增添了证据。

在这些读者中,有一位女孩子较为特殊。

她就是在北平上中学的林徽茵,看到《新潮》杂志上的那些诗篇,那个名字,她的记忆回到了去年的冬天,在英国伦敦的时光。

她从日记中拿出那篇《再见,康桥》,默默地读着。

这首诗不比《新潮》杂志上的诗作差,反而更为优美,这是他送给她的。

看着那些文坛大家对林子轩诗作的解读和赞誉,女孩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她不准备把《再见,康桥》拿出来,这是她的一个小秘密。

有些秘密需要分享,有些秘密只能自己一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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