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1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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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今年中国在伦敦举办书展，明年英国在上海举办书展，这种交流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是两国文化界的盛事。
林子轩本来只是参加一场笔会，顺便宣传中国文化，如今却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只能说，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
第三百六十章大买卖
英国大使馆的专员来找林子轩商议文化交流的事宜。
一旦牵涉到两个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正规起来，有一定的章程，英国人要向英国的文化部报备此事，所以要先达成一些共识。
如今北伐军还没有攻破上海，孙传方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北洋政府更是乱作一团。
英国大使馆只好和林子轩联络，反正这件事由林子轩负责。
说实话，林子轩不喜欢这种安排，他更希望以民间的形式宣传中国文化。
他对官方渠道有一种排斥心理，不想牵涉到政治因素，英国人推动文化交流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缓解中国人对他们的仇视。
林子轩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交换，但其他书局不这么想。
英国政府的官方邀请和自己跑过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档次和待遇会有很大区别。
既然英国人愿意，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在上海出版行业内部的会议上，绝大部分人都赞成英国大使馆的提议。
林子轩清楚官方和民间的区别，有了英国文化部的支持，书展会在伦敦营造出一股声势，这对上海各家出版社非常有利。
为了宣传中国文化，他只好放下心中的芥蒂，同意进行这次官方的文化交流。
生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为了更好的目的，需要不断的妥协。
接下来的时间是进行准备工作。
在和英国使馆的专员商量妥当后，以前的计划只能推翻了，这毕竟是一场官方活动，书展的规模要比刚开始扩大好几倍。
有了英国政府的背书，上海的出版社放下心来，加班加点的赶制新书。
还有书局想把书展拖延到下半年，如此才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林子轩绝不通融，他发现事情一旦超出控制就会出现各种让人不愉快的场面。
无论别人怎么样，他在三月下旬一定会离开上海。
由于要参加国际笔会。他要找国内的作家同行，这是一次和欧美各国著名作家交流的机会，不能只有他一个人前往。
他还要把中国作家介绍给世界文坛。
同行的人要懂得英语，要有写作才华。还要善于交流……
徐至摩自然是首选，他在英国有不少朋友，交游广阔，文采飞扬。
下一个是郁达浮，郁达浮在1926年12月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务。
1927年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一文。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郁达浮在文中揭露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病。
“实际上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广州当然还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旧社会。”
对于这篇文章，创造社内部分歧严重。郭沫偌和成仿伍都写信批评郁达浮。
成仿伍写道：“我只在这里预告一声，《洪水》将要特别注意选稿，我宁可它马上停刊，不愿它再有此类文字登出。”
郁达浮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觉得有话就要说出来，算得上是一位激进分子。
他在广州待了大半年，看到了各种阴暗面，不吐不快，认为自己没有错。
然而，在北伐如火如荼的当口。这篇文章非常的不合时宜，难免被人抨击。
这应该就是创造社分裂的开端。
林子轩把郁达浮拉去英国，是想让他暂时远离这个舆论漩涡，等事情平息下来再说。
他欣赏郁达浮的直言不讳。因为他自己做不到如此毫无顾忌，如此不虚伪。
林子轩清楚自己无法成为鲁讯和郁达浮那样的人，但不妨碍他保护郁达浮。
进入三月份，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北伐军分三路进攻上海和松江，由宜兴包抄苏州。由宁波夺取浦东。
租界拉起铁丝网，全面封闭，只留有几条通道，没有通行证严禁进出。
3月12日，上海各团体举行临时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临时执行委员会。
提出组织市民代表会议，受国民政府节制，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
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北伐军进驻上海。
3月22日，下午2时，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民欢迎北伐军大会，50万人出席。
至此，这场在上海周边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上海的出版行业做好了准备，在3月29日带着大批图书前往英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正是在这一天，宋子闻来到了上海。
他来上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江浙财团的主意，说白了就是向银行要钱，充作军饷。
林子轩临走前和宋子闻见了一面，把整理好的有关美国经济危机的资料交给他。
宋子闻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还在华尔街的银行里工作过，他翻看了之后就明白了林子轩的打算，不由得瞪着林子轩。
意思很明显，你是开玩笑的吧？
林子轩很认真的和这位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解释了一遍，他让宋子闻先看资料，等他从英国回来再说。
要不要做这趟大买卖还要看宋子闻的决定，如果宋子闻不做，他就自己单干。
“你准备出多少？”宋子闻询问道。
“一百万。”林子轩说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这是他预备在1929年投入美国股市的资金。
当然，如果有国家的力量在后面支撑，他不介意投入更多，这可是高额回报的投资。
宋子闻沉默下来，他原本以为林子轩是开玩笑，但看起来不像，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不会无聊到拿这种事开玩笑。
也就是说，林子轩对美国经济发生危机有极大的把握。
他这才想起林子轩和他一样，都是经济专业毕业，只是平时被文学家的光环给掩盖了。
但他不会听信林子轩的一面之词，他需要认真的研究其中的可行性，毕竟这件事牵涉到两个国家的经济，要慎之又慎。
不过，作为一位经济专业的高才生，想象着用一个国家的资金冲击另一个国家的股市。
这种大手笔光是想想都激动不已。
林子轩倒没有那么激动，在后世新闻上他看到不少类似的例子。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1997年一手导演了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东南亚股市。
这一次，林子轩把目标瞄准了美国。
第三百六十一章名士和狂士
林子轩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上海。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邮轮，由于有英国大使馆的关照，条件很不错，大家比较放松。
这次前来的都是上海出版领域的知名人物，平时在一个圈子里混，彼此熟识，互相闲聊，倒也不会寂寞，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以往大家在不同的书局做事，是竞争对手，此刻朝夕相见，攀谈起来才觉得志趣相投。
商务印书馆的领队是王云伍，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出版社，他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
至于林子轩，虽然是万象书局的大老板，但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早已脱离了出版行业的范畴，档次不同，找他聊天的人并不多。
他只是和徐至摩、郁达浮两人说着闲话。
徐至摩和郁达浮两人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浙江人，年岁相近，还在同一所中学上学。
1911年春，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郁达浮也考上了这所学堂，不过他觉得费用太高，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开学后，他嫌嘉兴离家远，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
两人有半年时间在一所学堂上学。
在杭州府中学堂，郁达浮对徐至摩的印象是：身体不高，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戴着金边近视眼镜。平时不怎么用功，考试总是得第一。
实际上，以少年时显示的文学天赋来说，郁达浮一点都不比徐至摩差。
郁达浮上中学的时候，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
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只是地点不同。
郁达浮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生资格。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
当时北洋政府的留学政策规定，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
后来，郁达浮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时间。
徐至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随后自费赴美国留学。
他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
这正是和林子轩同学的那段时间。
1920年9月，徐至摩前往英国，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他在美英两国，待了整整四年。
有趣的是，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
仔细想想，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专业不对口，或者说都改行了。
鲁讯留学的时候学医学，胡拾学的是哲学，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读海军技术，最后学习希腊语，算是外语人才。郭沫偌学习医学。
像是沈丛文和张痕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
加上徐至摩和郁达浮，这些人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文学，也没有人教过他们该如何写作，但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成为了文学大家。
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才能做好。
什么是文学天赋？
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国内报纸发表，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比鲁讯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
在新文学领域。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
到了1927年，他都准备出版《达夫全集》了。
当然，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不过林子轩是作弊。他可是真才实学。
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就算没有《再别康桥》，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
所以，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
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
比如，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
然而，他们两人毕竟不同，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
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新月社的成员，和创造社也有联系。
在新文学领域，按照文坛辈分来说，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
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看到院子里有围棋，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
徐至摩棋力较高，到了中盘，大势已定，他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借故离开。
这就是绅士风度，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
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不会使人难堪，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
相比较而言，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
“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还有一次，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时秋。
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
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
“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的文坛，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
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徐至摩家境优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为名士的资本；郁达浮家道败落，难免愤世嫉俗，颓废彷徨，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
其实，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虚伪，便可以结交。
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在上海，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
第三百六十二章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