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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巴金自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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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我的哥哥李尧林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
他到了北京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
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
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埃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小说《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他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却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说,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
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
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唯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
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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