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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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的今天，也写到了天安门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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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仰望天安门》
她在写到她的故乡和出生地——福州时，也不忘记与过去的福州相比较。回到祖国之后的冰心，曾经象她在十一岁时那样，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当她为阔别四十四年终于再见的故乡，而写作散文《还乡杂记》时，她虽然象过去一样写到了故乡的大自然，写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葱的树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时，她也写到了故乡的农民。不过这些农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经在小说《还乡》中描写过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农民了，而是健康、欢快，正在从事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造性劳动，面貌完全崭新的，可敬而又可爱的新型农民了。她还写到了故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威武、健壮、严肃、活泼的新一代，他们与冰心过去曾经描写过的那些和蔼的兵丁，不重要的军人，写日记的军官等等，渤海湾里的海军官兵，也已经有了绝对的不同。
那些写到海外华侨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对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说《在火车上》，她在歌颂福建农村的变化，和新社会对华侨子女的培养时，更是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解放前福建农村的贫瘠，和海外华侨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艰难，同时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华侨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娇养，以及在北京学校里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回到祖国以后的冰心，着笔最多的，恐怕还是她所喜爱的儿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所说的：“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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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归来以后》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冰心为儿童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象中篇日记体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短篇小说《好妈妈》、《小桔灯》、《回国以前》、《在火车上》，散文集《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等，还有很多短小的诗歌。
冰心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十岁了。但是，从她为孩子们而写的作品中，你却可以看到她那一颗永远不会变老的童心。
她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竟然能够用一个小女孩子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她对那些还上小学的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有很深的了解，象记日记的小淘气——陶奇，象勇敢而又诚实，但是喜欢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象聪明、功课好，可是有点儿懦弱自私的范祖谋，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陶真，象努力上进、愿意改掉不良习惯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象患有腿疾、性格坚强、心地善良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那个学龄前儿童，日本归侨、可爱但很娇气的小秋，个个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冰心这位老小孩儿，竟然能够用看上去十分平常的笔墨，把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可爱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个性，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把自己也化装成了小淘气——陶奇这个“我”，仿佛她本人也混杂在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中间，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员，向读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平凡的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这些孩子们与作品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组织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班集体，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所有少年儿童都很熟悉的生活。即使是作品中那些着笔不多的大人们，比如那位爱学生如子、循循善诱的张老师，那位言语生动、心肠慈善的陶奇的奶奶，那位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陶奇的妈妈，那位勤劳清苦、心地宽厚的李春生的妈妈，以及那位面色苍白、涂着口红的王瑞萱的妈妈，和自私自利、存有偏见的王瑞萱的爸爸，也都各有个性。而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之下，即使是象王瑞萱的父亲这样的资本家，也在努力地学好、变好。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以及在一切少年儿童的眼里，生活总是一片光明了。
五十多岁的冰心，不但具有不变的童心，有时又象一位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她能够细致地分析出某个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又能够对症下药，温和地引导他（或她）改正。在作品一开始，张老师为了帮助聪明但是有点不踏实，又很淘气的陶奇，提高作文水平，和掌握运用词汇的能力，跟陶奇的那一番用心良苦、细心别致的谈话；还有专门为陶奇订好，然后郑重地送给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子，都体现了一位对学生既十分负责任，又善于因材施教的高明教师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象冰心这样地爱孩子，又非常了解儿童的特点，是难以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
同样地，冰心在短篇小说《好妈妈》里，又把自己化装成了一个学习努力，但是不爱劳动，一切依赖妈妈的女孩子——“我”。这个“我”，在邻居也是同学的一对姐妹——永瑛和永珍的热爱劳动的行为的感动之下，终于转变成了一个既爱学习，又爱劳动的好学生。
在散文《从“到此一游”说起》里，冰心也以一个小孩子——第一人称的“我”出现，她用一个有教养、懂道理的学生的口吻，劝说那些喜欢到处书写“到此一游”的人，希望他们改掉这种不良的嗜好。
而在散文《只拣儿童多处行》里，冰心却以她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她不再是一个自称为“我”的小孩子，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作家了，她在这篇短短的散文中，热情地歌颂着春天和儿童。当她在颐和园里看到了成千盈百的孩子，又同时看到了几棵盛开着花朵的大海棠树——那令她非常喜爱的，她曾经歌颂过的海棠树，她就把海棠花与可爱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歌唱着：“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她告诉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为了寻找可爱的春光，她要“只拣儿童多处行”。
在刻画今天的儿童的同时，冰心也没有忘记描写昨天的孩子。她在今天写的回忆昨天的作品，最精采的恐怕要推短篇小说《小桔灯》了。她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歌颂了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并在歌颂这个小女孩子的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歌颂了她的爸爸——一个没有在作品中出场的地下党员王春林。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解放前夕，在父亲失踪、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她还用自己那双灵巧的小手，用作品中的“我”送给她的红桔皮和一段小蜡头，给“我”做了一盏小桔灯，为“我”照亮天黑路滑的出路，这个用“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使“我”“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的小姑娘，不仅使“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也一定会使生活在光明的今天的小读者，觉得非常的可爱。
在这些为了儿童而写的作品里，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再寄小读者》的十四篇通讯。这十四篇通讯写于1958年3月11日至1959年10月14日。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冰心在重庆的潜庐，曾经写过一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这次重写《再寄小读者》，距离上面的一次，已经十六年。①距离冰心刚刚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二十九封通讯，则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当她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祖国到美国去留学，而三十五年之后，当她开始写作第二组《再寄》的时候，她则是刚从埃及访问归来。当她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拿起笔来，再继续她三十五年前的旧题目，写作《再寄》的时候，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面对着她所喜爱的小朋友，心情很兴奋，觉得“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于是，她便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描述了自己刚刚结束的亚洲——欧洲——非洲之行。然而，她刚刚与小读者们通了三封信，就又登机远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欧洲之行。她在远离开祖国的意大利和苏格兰，都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小读者，在后面的五封通讯里，她就向小读者们描写了这次欧洲之行的见闻——瑞士与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到处可见古城遗迹，而又布满了现代化建筑的罗马；庞贝城的废墟；“水如碧玉山如黛”的西西里岛；罗马城里复活节的钟声；水城威尼斯；苏格兰的依山傍海的爱丁堡。她用不减当年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观察，把瑞士、意大利、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美丽风景，描摹给她的小读者们看。但是，与过去的《寄小读者》不同的是，她不再在其中用缠绵的笔调抒写母爱和乡愁，而是用开朗、乐观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并教给小读者们关于历史、地理、风俗的知识。尤其是在后面的六封通讯里，情调更与《寄小读者》有了明显的差别。过去那些抒写母爱、童心和大自然的内容，变成了今天这些关于“六一”儿童节，关于“七一”党的生日，关于暑假读书计划，关于努力学习语文课，关于天安门广场，关于“十一”国庆节等等的亲切的谈心。其中还穿插着关于昨天与今天的对比，关于外国贫苦工人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对比。总而言之，老作家冰心，正在用委婉动听的语言，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虽然从语言的风格上，《再寄》还是冰心体，但是从作品的情调和内容方面看，已与《初寄》有了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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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共写作了两组《再寄小读者》。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谢冰心先生，她在1985年8月8日致笔者的信中说：“1944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因此1958年又写了《再寄》”。
上面已经提到冰心频繁的出访。她做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着中国的作家、文化界、妇女界，有时还做为和平使者，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她到过泰戈尔的国家——印度，多次地出访过日本，还于写作《再寄小读者》之前，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而到达了埃及。又于写作《再寄》的途中，访问了瑞士、意大利、英国。做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她在1958年10月到苏联的塔什干，1962年2月到埃及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等等。这一系列的赴会和出访，又给冰心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材料。她在自己那些写到异国风情的作品里，歌颂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景物。除去上面提到过的瑞士、意大利、英国之外，她还歌颂了日本的樱花，歌颂了列宁格勒城郊的拉兹列夫湖。她又写到了印度，写到了埃及的尼罗河爸爸，写到了战后日本东京的浅草公园。而对这些大自然的描写，又往往与她对刚刚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描写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会忘记她在开罗结识的那对青年画家夫妇黑白、杜玛德，这是一对在北京的美术学院留过学、会讲汉语的埃及人（《话说文化交流》）。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美丽的意大利姑娘意娜（《忆意娜》），她曾经为冰心朗诵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我们更不会忘记日本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罢工的工人兄弟们（《樱花赞》），他们为了表示对中国作家的友情，准时把中国作家代表团送到火车站，竟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原来早已定好的罢工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还有那两位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日本女作家秀子与和子（《尼罗河上的春天》），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女作家三宅艳子（《南行日记摘抄》），她们都向冰心这位中国女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这时在各种国际会议与社交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