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谋绲慕馐停丫痛忧安灰谎皇枪橐蛴诟锩牟斜枪橐蛴谒约旱摹袄寺锌恕绷恕Ｒ痪湃澳甑祝侄粤轿幌蛩蠼痰哪昵崛怂担骸氨鸾准兜奈囊兆髌罚蟮趾驼谡蕉返奈薏卟幌喔伞！缫彩欠ü说牟ㄌ乩扯卑屠韫绯跗鹗保购芨屑ぴ拗绞屏σ淮螅醯糜谧约旱纳罱泻Γ捅涑煞炊恕！保玻墩饩透徊剑坏狄度蔷逃勺匀。怪杆堑幕妹鹗嵌杂诟锩摹胺炊保凰嫡庑┗畹氖焙颍置饕丫镜侥鞘怪墩咄纯嗟氖屏σ槐吡恕Ｕ庖彩且塾邪旆āＲ度远愿锩艽笠桓鲈蚓褪歉惺艿搅宋蘩硇缘姆侵墩叩牟斜率瞪纤约壕筒⒎亲陨保潜蝗丝酱蛞院蟮跗鹄矗弊俺勺陨钡摹Ｂ逞覆⒉恢勒飧稣嫦啵皇钦兆约捍车男枰戳⒙郏热灰丫嫠斩淼母锩缁ぃ嬲飧锩尾斜┍缁ち耍椭荒馨讯砸度耐橥惩呈掌鹄础�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２７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２８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２９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３０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能够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他也就获得了心理平衡，他现在可以隐约地自居为新知识分子，而放纵他对“旧”知识分子的失望。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４６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４７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