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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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六页。
２３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十三页。
２４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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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新姿态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１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２“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４“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５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７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８“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９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１０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１１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１２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１３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１４“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１５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１６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１７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１８一九三三年初秋，顺着眼以牙还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个“酷的教育”的说法：“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１９几乎同时，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为革命的暴力开脱。他详细叙述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梗概：“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人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造主义者＇指堂·吉诃德＇，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又引用剧中一位革命者德里戈对堂·吉诃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玉，我们是专制的。……”然后称赞道，“不能不称赞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２０把革命的残暴誉为“正确的战法”和“坚强的意志”，他在这时刻，是完全被敌我意识牵引着，站到“踏着残酷前进，的立场上去了。
鲁迅要剔除的另一种思绪，就是对大众的轻蔑，他现在是指望“愚人”来支持世界，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去揭发他们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２１从在日本的时候起，他自己不就经常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愚昧无救的读书人么？可他现在的立场变了，虽然承认老百姓确实“像沙”，但他强调的重点已经转移，不在他们怎样像“沙”，而在他们如何被治成“沙”，锋芒所向，是统治者了。一年以后，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亚的《凯撒传》，指责民众永远是受人操纵，“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国人的话，把这“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解释成民众对“鸡”、“狗”的赏玩：“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２３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２４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
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２５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