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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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耙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儿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明明是自己买来的书，却这样耐心地描画，鲁迅在这当中感受到的乐趣，想必是非常强烈吧，我们每一个人刚踏上求知之路的时候，总会遇到社会为我们规定的一整套标准课本，社会正是靠着这样的课本，来制造一批批的标准公民，延续它对新一代社会成员的精神统治。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社会成规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首要的条件，就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套标准课本之外，寻找到别样的课本，正是这些非标准的课本，将向他提供发展自己精神个性的内在动机，幸运的是，从这个撅着嘴，一笔一划地影写《荡寇志》的孩子身上，我正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鲁迅就逐渐浸入了一个远非四书五经所能规范的精神海洋，他身上的许多发自天性的冲动，就不像有些被标准课本束缚住的孩子那样，一开始就受到压抑。譬如有这样一件事，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听到大人讲话夹着“卖X”的话，他非常好奇，这X怎么个卖法？于是他依照对自己的观察，大胆地想象起来：画了一长串状如香蕉的东西，吊成一串，旁边画一杆秤，这就算是在“卖”了：多么可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小孩子总是早睡，周家也如此，天一黑就把鲁迅和弟弟们赶上床，可他并不能立刻入睡，有一段时间，就和周作人躺在床上聊天，将白天看来的神怪故事编成童话，什么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蚁，有天然的亭台楼阁，仙人在其中炼玉补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连一夜，讲得那么起劲，许多细节都一再复述，两个在黑夜中躺着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了。一个人的天赋当中，最可贵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爱心，人对诗意的敏感，甚至整个的青春活力，都是和这种激情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面看，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也首先是从剥夺他做梦的心境开始，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幻想，再也不做自日梦了，什么时候你也就完全被社会挤扁了。鲁迅向周作人作这种夜谈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不再是小娃娃了，可他仍然这样热衷于编造童活，这样兴致勃勃地投入幻梦的境屏，我真忍不住要说，你真是有福的人！
像这样爱好童话世界的孩子，心地必然是温良多情的。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间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他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这一房的长孙，坚决不肯签字，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这位长辈就是鲁迅的开蒙老师周玉田，当时鲁迅非常生气，晚上在日记里还忿忿地记了一笔。但是，事情过后，他却并不记仇，依旧去玉田老人那里玩耍，聊天，还在这一年用楷书恭恭正正地抄了他的一百首诗，题名为《鉴湖竹枝词》，自己注道：“侄孙樟寿谨录”。直到几十年后写《朝花夕拾》，虽然记到了那次家族聚议，却并不指明玉田的名字；在另一处直接谈到他的时候，却用了那样温情的口吻：“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④我觉得鲁迅对周玉田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基本的情感状态，他是那样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一个对周围满怀好感，不知道记仇，更不喜欢报复的孩子。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甚至已经能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恐怕谁都会替他庆幸，热切地祝福他顺利成长吧。
注释：
①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百三十九页。
3、张德耿录写：《鲁迅亲友谈鲁迅》，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四页。
4、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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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突然坍了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