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酥螅忠隽硗獾娜耍庠诼逞缚雌鹄矗蛑本褪恰叭杖找挂共贾冒膊逅饺恕保此葱哦耘笥驯г梗骸啊执缆叟伞氖屏Γ谡饫镂铱匆蛘推鹄矗本终叩男灾剩灿氪吮蚕嗪稀！保翟对兜囟愕较妹爬矗谷换故腔嵊錾纤牵辉诒本┦芘偶罚艿秸饫锢椿故鞘芘偶罚庠趺茨懿唤趟饣鹉兀克庋蛉嗣枋鲎约旱男那椋骸耙挥懈写ィ妥诘绲葡履叵耄较朐交鹈埃奕私揭槐渌谑侵沼诰龆ㄈ眨貉龆渡保∥掖凑撸 保墩狻把龆渡薄笔巧苄送粱埃馑季褪恰安偎璧模 毕妹糯笱Ь谷槐频寐逞覆欢弦谛睦锫畛稣庋幕埃比徊辉冈谡饫锞昧袅恕Ｋ较妹挪坏剿母鲈拢涂枷胱摺Ｒ桓鲅诘目位姑唤餐辏鸵丫蛐７降萘舜浅省Ｋ朐谙妹糯笱Чぷ髁侥辏衷谌刺崆耙荒臧肜肟彼雷砸桓鋈嗽谝沟葡滦创浅实氖焙颍惹澳侵种肿咄段蘼罚怕排霰诘募且洌欢ㄓ只嵊可夏约拾伞�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
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
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８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也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走第三条路了：“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Ｈ．Ｍ．比我有决断得多……”９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１０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也就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条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陷入了对自己命运的错觉，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他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鲁迅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体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１１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起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干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女性崇拜的人。他当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１２但他更多的是妄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洁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但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１３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