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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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周礼》《夏官司土》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大概所谓“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许多人笼统地作揖三下。《周礼》《秋官司仪》又写道：“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这里所谓“土揖”是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手前伸而稍上举。这些作揖的方法仍然不免要区分许多等级，尽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吸取最简便的作揖方法就行了。
从许多种作揖的方法中，要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古之揖，今之拱手。”这两人的解说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吸取这种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该是行得通的吧。
不要滥用号码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区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真难记！”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据他说，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名以外，还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多零售店、缝纫社等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外国学来的吧！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他问。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况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名人物。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还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据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AE*、八、捌，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AE*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还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为小吏。”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明代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其实不然。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
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江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等一律用数字号码来代替呢？”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我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我说：不怕！理由很简单，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逃恰当的字眼，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码要好得多吗？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应该感谢读者们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近来我在《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回答的问题。今天我再把读者来信中询问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做一次漫谈。
今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六课，据说用了“期期艾艾”这个典故来形容口吃。有的语文教师对于书本上的注解发生了一些疑问。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吧。《汉书》卷四十二列传中有《周昌传》，记述一个故事说：“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在这一段文字下面，唐代的颜师古注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宋代的刘攽注曰：“期，读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谓极为綦。”
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悉，意思也很明白。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他是跟随刘邦起义、入关破秦的功臣之一，官拜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所谓“期期”是形容他口吃的。有的来信以为“期”是他的名字，那是误会。因为他越急越口吃，所以就屡屡出现“期期”的声音。“期期”
二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初用“极极”或“綦綦”也无不可，也能表达口吃的声音。不过后来已经成了曲故，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期期”，当然就不必改变了。
与此相似，宋代的刘义床，在《世说》中叙述了另一个故事：“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只说他口吃，没有说这个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记得，这个邓艾就是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入成都，消灭西蜀后主的小朝廷的那位大将军。所谓晋文王便是司马懿的儿子，那个野心勃勃为路人所皆知的司马昭。
看来，邓艾的口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这一点与周昌不同。有的来信认为，“艾艾”是由于邓艾说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那末，“期期”可能也是由于自称名字而引起的。其实不然。口吃最容易发生在齿音、喉音上面，不一定都是在念他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发生口吃的，至于“期期”“艾艾”的口吃声音，实际上也不一定都有两音，很可能重复出现三、四声不等。
对口吃的人进行嘲笑，并且把口吃的声音记下来，写在历史典籍上，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也太不严肃了。正如其他以人们的生理缺陷作为嘲笑资料，是属于刻薄和无聊的表现一样。但是，历来这一类例子却有不少。
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中说：“施肩吾与崔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这两位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进士。两人因为关系不好，互相嘲笑以至于中伤，实在是文人的恶习，简直无聊得很。
但是，他们两人是同辈，这种嘲笑造成的后果似乎还不太明显。有的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这种嘲笑，结果就引起了极大的不愉快。《世说补》中有另一个故事，写道：“刘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可见这种嘲笑毫无益处，徒然伤害彼此的感情。
宋代的刘攽，就因为生平最爱嘲笑别人，以致引起当时象王安石那样的当权人物的极大不满，造成很深的嫌隙。而他自己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于是别人也群起而嘲笑他，使他深以为苦。这样的事例还多得很。至于有的以上对下，肆意嘲嘘，近于侮辱，使对方不能容忍，那种仗势欺人的事情，在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不必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口吃、一只眼以及其他生理上的缺陷，对于有这种缺陷的本人来说，一定是感到痛苦的。因此，旁观的人对于他们首先应该表示同情和关怀，而不应该加以嘲笑甚至侮辱。
当然，这不等于说“期期艾艾”之类的典故都是不好的，不应该选在课本中，不应该教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有这种典故，增加一种知识完全可以。而且象周昌那样忠诚坦率，在历史上是值得称赞的；邓艾对司马昭的回答，更显得他的聪慧敏捷。这些方面对学生会有启发。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学生仿效这些例子，去挖苦别人的生理缺陷。
向徐光启学习
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当着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时候，不但应该向全国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和老农们虚心请教，应该注意吸收现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且应该向我国历代著名的农学家们学习，接受他们已经总结的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他们总结经验的方法。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农业科学方面，和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对我们的祖国有巨大的贡献。他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五六二年；死于明代崇祯六年，即公元一六三三年。今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好是他的四百周年诞辰。他曾经编写了许多科学书籍，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业、水利、机械、兵器等内容。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农政全书》六十卷，约一百万言。这一部书总结了我国在十七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一部《农政全书》虽然是未完成的科学著作，但是，它汇集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和有关文献二百五十多种，成为资料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它的科学价值应该受到足够的估计。
大家知道，我国原是古老的农业国，历代农学著作，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远在西周时代，《诗经》《豳风》中已经记载了一年四季农事的安排。《周礼》中的《天官》、《地官》、《冬官》等篇也记载了农官的各项职责。《礼记》的《王制》、《月令》等篇同样说明了对农业的基本要求。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农业的内容。不过在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的经验还缺乏比较详细的记述，只留下许多零星琐碎的片断文字罢了。
到了汉代，汜胜之当黄门侍郎的官职，在关中督导种麦，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著农书二卷。这就是著名的《汜胜之书》，为我国最早流传的农学著作。
自此以后，农书种类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是专讲一门的，如专讲种徭、养蚕、植棉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综合性的农书。如南北朝时代后魏的贾思勰，编撰了《齐民要术》十卷；宋代的陈旉，撰《农书》三卷；元代的王祯，撰《农书》二十二卷，这些都是较为有名的综合性农学著作。而在明代，除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外，还有佚名的《沈氏农书》、黄省曾的《农圃四书》等几种，但是内容最丰富的莫过于徐光启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