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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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月份的时候，情报系统向我提供的分析报告表明，英国人策划了这场暴乱。参与其中的包括直系的吴佩孚、陈光远以及南方的赵恒剔、陈炯明，甚至还可能包括国民党内不满主流势力的人员。我向汪精卫转发了我的情报，但是谁都明白现在不是调查真相，制造内部分裂的时候，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镇压叛乱的时候。蒋介石和加仑制定的计划明显的是湖南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拖直至放弃的策略，某种程度上，湖南已经北方放弃了。
英国人这一次干的实在是漂亮，伤心的人们容易聚到一快，这一次再次得到了证明。我心里明白，英国人对我拖拖拉拉，以各种借口不肯入关其实十分不满，但是维持直皖势力的平衡，同盟是关键，这也是双方能够维持甜蜜关系的关键所在。但是，真是这种不利的战略地位促使英国人想着别的办法，摆脱自己的不利局面。吴佩孚把英国人作为首要的靠山，但是他的势力没有出海口，这一直是英国人的心病。
解决英国人的不利地位的办法，需要以吴佩孚为中心的直系控制沿海地区并获得出海口。一般的说来，向东打通与江苏的通道，以上海为出海口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去年的直皖的战争结果显示，要想控制安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日本人同样把安徽视为他在中国势力的枢纽。一计不成，英国人只好做别的打算，吴佩服要想出海，除了向东，就只有经过粤汉铁路走广州了。
原本南方三省维持着危险的平衡，英国人也没什么插手的大机会。但是在孙中山统一两广后，英国人在西南的势力受到了重大的威胁，不仅如此，由于广东北上首先要打击直系，因此广州与皖系的关系不断升温。如此的局面只是更加的加重了直系和英国人对同盟的依赖程度，当然对西南局势有了解的英国人策划这场席卷西南的叛变就再理所当然不过了。至少现在看来，英国任何叛军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他们或许正在憧憬一统京广线的日子。
由于直系企图控制西南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皖系的战略利益，因此这些比直系还要顽固的军阀们一下子似乎革命了起来，一致的强烈谴责赵陈的叛变行为，并且严厉警告直系不要枉顾名义，公然干涉南方的平叛行动。当然，他们背后的主子日本就更是要脸面了，他们以一个民主老大哥的身份说这是不对的，他们支持民主的南方政府的镇压行动，而日本有些媒体则说中国人搞了二十多年的民主竟然还是这个样子，让他们感到汗颜。至于美国人，虽然他们对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感到基本满意，不过一个民主政府是不能公开支持叛乱行为的，更何况有英国人在前面打头阵，他就没必要做坏人了。但是，据我所知，英国人援助叛军的物资很多都是美国生产并由美国商船运输的。
但是，英国人百忙中必有一疏，真如莫斯科的斯大林事后诸葛的话语，“他们忽视了人民的力量”，而正是这一连我这个长期着眼于改良的人所忘记的一点，使事件发生了令人以想不到的变化。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考虑，我并没有和直系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皖系抓住这个尚方宝剑对直系发出的警告使得原本或许还打算的直接干预的直系不敢公然的干涉。但是在冷和平的下面，双方都向交战的中的双方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
英国人和吴佩孚向没有弹药供应基地的叛军提供武器弹药，而同盟和皖系则向南方提供武器弹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代理人战争。根据俄国人的建议，汪精卫决定接受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建议，准许动员工农大众、扩大军事力量镇压反叛势力。由于叛军的烧杀掳掠，国民党主流和劳动党控制的工农组织在动员后，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量。陈炯明占领了广州，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即使这座城市也不完全为他所完全拥有，除了广州城的乡村就更不用说了。
群众一旦动员起来，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广东，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黄埔学生被编为黄埔二师，他的兵员很快的就从工会会员以及广州附近的农会会员中获得，在顺德的第6师的兵员也获得了快速的补充。黄埔二师的师长有张治中担任，与此同时，汪精卫还发布命令任命顾祝同代理第7师师长的职务。蒋介石原本想让卢浚泉出任师长，但是汪精卫却选择了有更好声望的张治中，据他后来回忆，他是想让蒋知道，他才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在湖南，劳动党人实力强大的国民党迅速的动员起来，工会和农会中的民兵迅速的动员起来，**在此次平叛中作了两件大事，一是他动员了大量的学生加入的军队，其次他追上了黄埔师，向李济深要回了该师中的湖南籍黄埔学员。据李济深回忆，当时他接到命令时，心里颇不是滋味，他们本来已经给了赵军以不小的打击，但是此次南撤，明显的是抛弃湖南的行为，因此当**来要人的时候，他也很是痛快。于是这些最多还是少校的小年轻们，在战争中迅速的爬到了师长旅长团长的高位。
到五月初，湖南已经变成了四个新的正规作战师，他们的师长分别是少校陈赓、上尉彭德怀、上校贺龙、上尉黄克诚，四人之中，陈赓、彭德怀为黄埔生，贺龙是在湘西北坚持战斗的桑植国民警卫团团长，黄克诚为农会领袖。他们的军队中，既有此时是旅长、团长的许光达、肖敬光、谭政、罗荣桓，也有是营长、连长甚至是排长的朱良才、周纯金、钟期光、杨勇、杨得智、肖克、王震、粟裕、宋时轮、宋任穷、陶峙岳、唐亮、苏政华、傅秋涛等等，只是到了多年以后，军事专家才发现这支仓促间组建的军队实在是少有的豪华军团，很自然的，湖南新军的兵员也大部分是工会农会会员中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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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章 五卅风潮
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大量的自发组建了护宪义勇军，谭延恺大概是被他们浩大声势吓坏了，经过省府的彻夜讨论，各方才达成了协议，将这些军队整编为正规军以便约束。但是，谭延凯的军队本就少，它可没有那么多的军官来进行这一次大扩编，因此只好用了原来的指挥人员并配大量提拔湖南籍黄埔生进入军官行列。但是即便如此，此次由群众自发，劳动党推动的武装护宪行动，也对湖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些工会和农会会员用铁犁把投向叛军的大量的大地主的加以逮捕，甚至是处决，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分配，由于动员的需要，地主们控制的民兵武装不是被征入军队，就是被当作**武装给消灭掉。据1924年的统计，湖南占有5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的比例大概是47％，但是到了1927年，新的统计资料却显示该比例增长到了79％，是南方各省中比例最高的，正如后世的经济史专家所言，此次护宪战争虽然不乏暴力、诬陷，但是却为湖南成为后世的粮仓开辟了道路。
湖南在此次平乱战争中的动员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广东，这大概跟湖南的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无关系，在此情况下，任何势力只要他不想背叛军消灭，都不可能阻止群众的动员。相反，尽管他们心中或许不愿意，但是他们至少表面上仍然欢呼这种行为，因为群众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战，如果抵抗胜利了，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失败了，他们也不是最大的损失者。五月份是战局发生奇迹转变的一个月。在月初，督府军还基本基本防守，但是到了月底，不但军队已经大反攻，相反，由于上海的突发事件，英国人原本期待的大胜利却几乎变成了这个垂死的帝国势力在东方的灾难。
上海一直是日本在中国投资、特别是轻工业投资的最大中心，这里有着日本人的大量纺织厂。随着工会势力在上海的逐渐壮大，很多企业被迫同意增加工人的工资，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中资企业尤为积极，因为同盟企业的经营经验表明，提高工资并不必然减少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如果工资的上涨能够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那么工资上涨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抵消，与此同时企业还能够获得稳定、忠诚的员工队伍。但是，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竞争力不足的英日企业却顽固的抵制工人的要求，随着工联的成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日本的上海企业。
月15日，就在广东立宪都督府调集五个师五万余人围攻广州、湖南政府军和叛军在长沙外围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日资上海内外棉的管理人员开枪打死了劳动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１０多人。此次事件看似偶然，但是实际上却是双方互相长期敌视和对抗的产物月份的时候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迫使日本企业提高了工资。但是日方并没有屈服，不久以后，日企就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
于是双方只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以分高下，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随即双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顾正红死亡、10多名工人受伤的暴力事件。此后，即不见日方的道歉，更不见赔偿，日方的藐视中国人尊严的行为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也导致了内外棉工人的全面罢工。在劳动党和国民党的动员下，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
日，我向罢工工人以私人名义捐助2万元，并代表同盟官方严厉谴责了日本企业藐视中国人尊严的恶劣事件，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合作调查事件的肇事者，查明真相，并且要求日资企业道歉、赔偿。在我的带头下，很多巨富们都开始捐款，上万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皮毛，但是对于斗争的人们却是很大的激励了。与此同时，同盟的舆论开始对日本发出警告，有些人建议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粮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行动。
对于此时还是很小事件的顾正红事件，上海租界当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许不是他们本国政府的本意，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惯了的领事、巡捕门一开始就很自然的站错了队日，募捐的当天，租界当局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我怀疑，这帮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么好处。在次日的声明中，我对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开的怀疑，指责租界巡捕**，这成了我要求中外联合调查的理由。
日，我在督府约见美、日、英、法、德等各国驻沈阳总领事，再次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他们发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全国的抗议运动，那时恐怕各国的在华利益都会遭到损害。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德国领事出于两国的友谊，公开发表了申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支持，有颜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议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观点。美国领事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但是，由于私人关系，当然也顾及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对枪杀暴力事件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对“扰乱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议中国和各国联合此次事件，还中国人一个公道。
沈阳的领事们的声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大致的重复了一便，圈内人都明白北京和沈阳外交界的不同寻常的关系日，当上海工人悼念顾正红时，再次发生了四名学生无辜被捕的事件，当然我再次发表了声明，强烈怀疑租界领事和巡警收授贿赂，枉顾法律，与此同时，各大报纸纷纷开始登载目击证人证词，那就是一个调，租界是个**横行地方，中国人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如此的论调，无疑是给自视文明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各国公使立即公开“辟谣”，表示觉无此事，但是当记者追问对众口一词怎么看时，各人又开始支支吾吾。
月下旬，陈炯明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离了广州城，带着不到两万的残兵败将逃往广东西南，他企图在湛江获得英国人的补给，或许他还与进一步进入广西的打算。督府军在城市争夺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死伤接近15000人。而在湖南，动员起来的湖南省军越战越强，起初的部队由于指挥官经验不足，士兵没有充分的训练，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被迫防守。但是，他们的优势就是损失了马上有人补上来，而叛军则不同，他们不得民心，死了一个就少一个。到了下旬的时候，叛军在损失了近一万五千人后，终于失去了攻击的能量。
英国人现在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想他们原来的计划大概是，先是赵部举兵，引诱两广军队北上，然后陈军乘虚攻占广州，断两广军队后路，最后南北合击一举消灭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