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最终修订版-第7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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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2．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贡，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却被霸主齐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进攻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占据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2．燕易王时期，齐宣王攻燕，占据燕国十城，后得苏秦斡旋，十城复归。
3．燕王哙禅让子之，致燕长期内乱，燕国大衰。
4．燕将秦开平定辽东，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历时六年，几灭齐国。
6．燕惠王废黜乐毅，齐国大举反攻复国，燕国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齐国田单攻燕，燕失中阳之地。
8．燕王喜之时，屡次对赵发动战事均遭大败，失地失军不可计数。
9．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10．太子丹主谋，策划荆轲刺秦。
11．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12．燕王喜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的大足迹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国是平定散淡的，是没有大作为的。春秋之世，则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象。第一次，是燕庄公时期偏离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遏制，应该说，这次变化是趋于进取的，是力图靠拢潮流的。第二次，则是燕嫠公进攻新生的齐国，应该说，这是燕国面对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贵族诸侯的潮流，内心所产生的不满与躁动，是逆潮流的一次异动。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司马迁的说法是：“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战国时期，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搅乱天下的禅让事件。
其三，强兵复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齐事件。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先说邦交之迂。
秦国变法后，骤然崛起为最强大国家，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此之时，山东名士苏秦倡导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从历史主义的高度看，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个人推动实现的外交大战略。苏秦推行合纵，首先瞄准的最佳发动国是中原三晋中的赵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东出，三晋首当其冲，而赵国在三晋之中最硬朗。但是，种种原因，赵国却拒绝了苏秦。需要关注的是，苏秦在首说赵国失败之后选择了燕国。苏秦为何放弃了继续以直接与秦国对抗的魏国、韩国为说服对象，而选择了距离秦国最远的燕国做突破口？从《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说燕王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秦国成为超强大国而对山东构成巨大威胁的大形势下，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具有最明显的邦交战略失误。这个失误，恰恰是对秦国威胁完全不自觉。
苏秦点出的事实，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国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赵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难也……秦之攻燕，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计无过于此者！”苏秦所讽刺的这种“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状便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历史的事实是，虽然燕文公这次被点醒，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回到“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阔老路上去了。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也就是说，燕国邦交的常态，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后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是，可惜燕国不是强国，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燕国的远依附而近为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