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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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　
　　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　
　　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　
　　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　
　　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　
　　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　
　　，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　
　　，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　
　　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　
　　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　
　　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　
　　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　
　　，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　
　　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　
　　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　
　　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　
　　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　
　　。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　
　　。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　
　　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　
　　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　
　　，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　
　　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　
　　，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　
　　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　
　　？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　
　　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　
　　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　
　　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　
　　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　
　　，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　
　　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　
　　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　
　　。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　
　　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　
　　为一起。　
　　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　
　　他报仇雪恨了。
白银法案
　　　　　　　一、罗斯福总统迫于美国国内白银集团压力签署“白银收购法案”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见汪熙（1992）。），但是白银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1934年的数据，当年白银的产值不过3200万美元，少于花生和马铃薯的产值，比小麦和棉花的产值就更少了。但是，白银对于生产比较集中的西部七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却很重要，而来自这七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为核心，再包括铜、铅、锌等以白银为副产品的生产者就形成了所谓的白银集团（silverbloc），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发现只有取悦白银集团，才有可能顺利通过其他的政策或者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1932年11月，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白银集团的紧密盟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势力也得到了加强。因此，白银集团的影响和游说活动空前高涨，而当时罗斯福总统为了通过有关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法案也需要白银集团的支持，部分纵容了白银集团的活动（着名的白银参议员皮特曼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就曾经宣称，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提高对白银生产者的补贴，他将要求参议院不对“中立法”进行表决。），1934年6月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标志着白银集团的游说活动达到了高潮。　
　　《白银收购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白银收购法案》更详细的内容如下：目的：提高白银价格；将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提高到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发行银券。措施：财政部根据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公共利益决定在国内外市场购买白银的时机和条款；当白银价格上升到每盎司1。2929美元或者用做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时，应当停止收购白银；1934年5月1日美国国内的白银价格不得低于每盎司0。50美元；当白银储备的价值超过了黄金储备的1/3时应当出售白银；银券的面值不得低于白银的成本；财政部可以控制与白银有关的进出口及其它交易活动；总统宣布白银国有化；对买卖白银所获利润将征收50％的所得税。）。　
　　在白银集团诸多提高银价和推动《白银收购法案》的理由中，“中国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当时仍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大国，有大量的白银积累（虽然中国政府在1928年就要求放弃银本位，但由于中国国内银行的抵制和国内使用白银做货币的习惯，中国是当时唯一一个事实上仍然坚持银本位的大国（见《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汽车和小麦，有助于美国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认为，提高银价可以借此打击中国的工业，削弱中国商品与美国商品之间的竞争，因为银价低导致中国的购买力低，中国人只能购买本国的便宜货，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减少了美国货在中国的销售，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具有破坏力的竞争者”。若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企业家和农民。　
　　二、白银收购法案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贵银贱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中国虽然实行银本位制，但在1933年4月6日废两改元之前，银元和银两并用，各地各银行也自行铸造发行银币，成色不一，这些银两之间也还存在比率，例如天津两的一百等于上海两的一百零六（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99页），总之，当时国内的币制是比较混乱的。），国内流通和积淀的白银数量很大。例如，1931年中华民国流通的银币总额估计有17。07亿元之巨，其中外国所铸银币约为8000万元（上海《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见《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1页。），1933年上海宝银登记汇总的当时各银行所储备的白银为1。46亿两，其中以英资汇丰银行的白银储备最多，约有3600万两，而当时国内最大的中国银行的白银储备还不到2000万两（《中华民国财政部档》，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3页。）。对此金贵银贱现象，当时国内也颇多议论，其中不乏担忧财富缩水以及外债负担加重之虞，例如工商部工商访问局曾指出“中国为今日世界唯一用银国家，银价之跌落，其关系广及整个的国民经济”、“中国又为债务国家，银价跌落对于国家财政上影响尤大”、“因银价跌落而致中国国富无形损失巨万，亦为理论上必然之归宿”（工商部工商访问局：《关于银价波动的报告》，1930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6页。）。　
　　但由于白银对于当时之中国，绝非普通商品，同时也为货币本位，白银价格的涨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论，还必须从币值的角度来看银价涨跌。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汪熙，1992）。），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浮动汇率的外汇体制。例如在1929年时，中国的一元银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当于36美分，此后两年内，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上的银价下降了40％，中国的一元银币只有21美分，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因此，中国的出口货物按照中国国内货币（也就是银币）计算的价格并不会下降，反倒有可能上升（注意如果按照黄金计算的价格则要下降），进口货物的价格则会上升，其结果是当时中国的出口虽然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见Friedman（1992）。）。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1931年中国进口白银4545万两（据中国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55页。），在世界其它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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