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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上海滩之惊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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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 
  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 
  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 
  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 
  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 
  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 
  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 
  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 
  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 
  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 
  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 
  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 
  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 
  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 
  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 
  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 
  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 
  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动的王”。这 
  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 
  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 
  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 
  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 
  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 
  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 
  了叛徒。 
  这天中央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 
  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 
  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 
  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 
  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 
  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 
  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 
  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 
  、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 
  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 
  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 
  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 
  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 
  ,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 
  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 
  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 
  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 
  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 
  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 
  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 
  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 
  队”而着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 
  ”。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 
  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 
  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 
  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 
  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着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 
  ,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 
  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 
  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 
  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 
  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 
  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 
  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 
  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 
  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 
  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 
  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 
  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 
  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 
  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 
  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 
  凇人,一九O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 
  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 
  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 
  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 
  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 
  身上流氓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 
  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 
  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 
  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 
  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 
  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 
  ,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 
  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 
  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 
  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 
  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 
  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 
  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 
  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 
  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 
  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8226;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 
  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 
  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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