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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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12篇。在这些著述里，吴越表达了他为国除奸、舍生取义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吴越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试验土制炸弹
当吴越等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的时候，杨守仁再次从北京来到保定。吴越向他汇报了准备的情况。杨守仁问：你们打算刺杀铁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呢？吴越出示日本制造的小手枪。杨守仁看了微笑说：这是东洋货，用它来打狗，尚且打不死，何况是要刺杀警卫森严的铁良？他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个大纸包，对大家说：我带来了一件利器，比手枪厉害万倍。他打开报纸，露出一个铜的圆罐，直径约3寸，四周固封，像一个食品罐头。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杨守仁说，这是我自制的炸弹，明天到郊外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次日，杨守仁、吴越和北方暗杀团的成员来到保定城外数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树密草深，乱石嶙峋。他们安排两个人坐在高处山石上望哨，其他人在一块巨石下面刨了一个洞，把土制炸弹埋在洞里，将炸弹引线牵出来，又找来一些易燃的枯枝，摆成几米长的一条导火线。并同炸弹引线相联结，而后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隐蔽好。杨守仁和吴越点燃枯枝后迅速跳到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枯枝在燃烧，眼看就要烧到引线了，但奇怪的是炸弹并未引爆。又等了一会，还是无声无息。于是吴越、杨守仁奋身跃出坑外，跑到埋炸弹的地方察看，原来枯枝在中途熄灭了。他们赶快将枯枝重新点燃，迅速转身跃进土坑，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土石飞扬，浓烟弥漫，炸弹成功地爆炸了。炸弹周围的石头被炸成碎片，飞向四边，弹坑旁边的树枝也被弹片削去很多。
土制炸弹的引爆成功，给暗杀团成员以很大的鼓舞，吴越尤为高兴。他向杨守仁及北方暗杀团请求了暗杀铁良的任务，离开保定，来到北京，寄居桐城试馆，经常怀揣炸弹，寻找铁良。然而铁良曾在一次遇刺中几乎丧命，因而经常居家不出，而且防范甚严，以致无隙可乘，吴越只好滞留京城。
喋血正阳门车站
1905年，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廷的这一骗局，容易蒙蔽群众，松懈斗志，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杨守仁同吴越进行了商讨。杨守仁说：如果清廷的骗局麻痹了民众，清廷的反动统治就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恐怕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吴越听了心情也十分沉重，他思索片刻后慨然地说：我用你制造的炸弹去把五大臣炸死、，以此唤醒民众，粉碎清廷阴谋。杨守仁听了心中为之一震。因为当时土制的炸弹没有电器装置，引爆的线头又不能过长，点燃后来不及掷出去就可能爆炸，投弹人就会首先牺牲。杨守仁十分为难，觉得那样太危险了。吴越急切地说，现在事情迫在眉睫，顾不了许多了，只要我能炸死五大臣，使清廷立宪骗局破产，使天下志士和百姓坚定倒清信念，我虽死无憾。杨守仁为他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吴越的意见，并就如何接应吴越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1905年9月24日，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天刚亮吴越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吴越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走上站台，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急急地向车厢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越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觉得面生，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越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越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迅速猛烈爆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壮烈牺牲，盘问他的卫兵身受重伤，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当时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各大臣官吏魂飞魄散，狼奔豕突，五大臣被吓破了胆，逃回府邸后龟缩不出，哪还敢去出洋考察？连慈禧得知正阳门消息后也惶惶不安，一度躲进地下密窖。
吴越这次英雄壮举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北方暗杀团”成员、吴越好友马鸿亮事后撰文写道：这次事件“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已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徐烈士锡麟、熊烈士成基，相继起于皖，黄花岗诸烈士发于粤，武昌举义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
吴越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越》的诗一首，诗中有：
皖中志士名吴越，百炼刚肠如火烈。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讲了话。吴越的遗体被送回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1929年安庆市将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吴越街。在吴越的故乡桐城县，建立了吴越祠，办了吴越中学、吴越小学。吴越的名字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参考文章：
《吴越：喋血京城的烈士》，作者：成惠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1）
·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是女性拥有中“第一”最多的一个
·少年叛逆，拒不缠足，自解婚约，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
·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
·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1914年赴国外留学，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玫瑰枝事件”名扬巴黎
·1924年，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子
·1920年回国，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和女权运动，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
·1929年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中。
·1948年移居美国，晚年落寞，漂泊异乡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政治体制上的重大的变革，同样带给了社会以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使得传统中国妇女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上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一些思想活跃的女性们的眼界，引发了她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旧式家庭的束缚和传统社会的偏见，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运动高涨，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才貌双全、勇敢顽强的杰出女性，如秋瑾、陈撷芬、何香凝等烜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她参与过政治活动，甚至参加过暗杀行动，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闻名一时的女人。
郑毓秀的一生颇富反抗精神和传奇色彩，同时也是求学救国的一生。作为中华女杰，郑毓秀是当之无愧的，在海外为祖国树立了中华民族女性的典范，在国内，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国人树立了楷模，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郑毓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郑文治，是清末户部一官吏。郑毓秀上面有两兄一姐，她是其父最小的一个女儿，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称郑二小姐。
郑毓秀在宝安西乡屋下村的“绮云书室”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她自幼聪明伶俐，母亲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她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封建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毓秀年方13，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与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颇为不满，性格叛逆的郑毓秀竟亲自写信给男方，自作主张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熏陶，认识到要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打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反清反封建的一员猛将。后来她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两人都拒绝“缠足”，都拒绝“包办婚姻”，两人成了挚友。不久后，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2）
二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