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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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的十股道上停着一列兵车，上面的士兵见到这边发生枪击，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一起乱打枪。一时之间，车站枪身大作，场面混乱。郑继成从铁轨上爬起来，抬眼一看张宗昌已经跑出20米开外，急忙再次举枪射击。他的枪经过一摔，竟然打响了，把张打倒在第七轨道旁。郑继成和陈凤山急忙赶上前去，对着张的头部连开两枪，张宗昌当即死亡，污血留在铁轨上。此时郑继成返回站台，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车站上送行的人已作鸟兽散，只有韩复榘等人和他派来维持秩序的军警还在。韩复榘见自己的计划已经圆满成功不禁心中暗喜，表面上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指着郑继成喝道：“给我拿下！”
当时车站上正好还有一列客车未发，车上的乘客听说打死了张宗昌，竟然鼓起掌来。一名学生还专门下车对郑大呼：“郑先生，你真大英雄，大豪杰！中国不亡者即在于此！”
六
9月4日后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山东和全国各地，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人前往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要求探望郑继成。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室，所长还让出了自己的值班寝室作为郑的住所，他受到了极大的优待
一周后，各地仰慕这位英雄的人们纷纷前来馈赠礼品、慰问致敬，络绎不绝；慰问电函更是雪片一般的飞来。由山东各社会组织、民众团体倡议，全国各省数百团体纷纷向国民政府发出请求特赦的电报，主要理由是：张宗昌祸国殃民数十年，罪大恶极，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
冯玉祥听说此事后也设法营救，冯玉祥当下派人给老部下、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送信，托他找出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曾对张宗昌下达的通缉令；再安排人给郑继成写申辩状请求南京最高当局赦免；还叫人搜集了郑继成的平生事略、报仇经过，撰写成文，和济南72个同业公会请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文并在一起，合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
时隔不久，南京政府的特赦令颁布，郑继成走出了看守所。郑继成之所以被当局特赦，不光是由于各方说情请求特赦，更因张宗昌原本就是北洋军阀的余孽，多年来与国民政府为敌，不仅曾是当年刺杀辛亥元勋陈其美的主谋，且是个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劣迹昭彰，罪恶累累的大恶棍，国人皆称该杀。
各种渠道的报道都说张宗昌是郑继成为父报仇杀死的，其实在他遇刺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疑团：
张宗昌是土匪出身，是有名的神枪手，要是有枪在身，十个郑继成也不是对手。而案发当天，偏偏事有凑巧，送别宴上石友三夸起张的新式手枪，颇有爱不释手之意，张终于将随身手枪送给石友三。是否石友三设计下了张宗昌的枪，众说纷纭……
在张宗昌逃跑之时，正好车站上停有一辆兵车，也在混乱中开启抢来，而郑确未伤毫毛，验尸时张的身上确有不少步枪子弹的痕迹。是否预先布下伏兵，无人得之……
反正张宗昌死后，却无人愿意抬尸，张的参谋长出50块大洋的高价，得到的回答是：“别说50元，就是500元、5000元也不抬”，最后只好上头下令由士兵抬走。
市场中商店谁也不肯卖给张穿的衣帽，连棺材铺也拒绝出售棺材，最后只好强行征用。
恶贯满盈的张宗昌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参考文章：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黄国平
《山东省督办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东方明
《北洋军阀史话》，作者：丁中江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1）
·早年投身民主革命，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
·南北议和后，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在南京任教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4年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
·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拒收贿赂
·1925年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31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撰文，首次向世界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
·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枪击遇难
·杨遇害后，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遗著有《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
杨杏佛被杀后，鲁迅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对于杨杏佛的死因，一直沿袭一种观点——“杀杨儆宋”说。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认为“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新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认为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本文就将介绍杨杏佛被杀一案的前因后果。
一
杨杏佛（1893—1933年），名铨，江西省樟树市大桥乡（现更名为大桥街道办事处）杭溪村人。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表现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志向。1911年加入同盟会，同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当时校址在河北唐山）。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投身民主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杨杏佛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2年，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传播科学救国的思想。
在南京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1919年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之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时，劳动者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他支持《南京学生联合月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南高、东大月刊》，他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著名论文。
1922年5月5日东大学生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举行活动，请杨杏佛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革命活动，事后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了3个研究课题，推动与加速了东大党团建设。1922年就有东大学生谢远定、李国源、吴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另一位非东大学生，他们4位成为南京地区第一批党员。杨杏佛在东南大学商科任教授，当时在商科任教的有胡明复、马寅初、孙本文、胡润德、沈籁清、林志煊、邝先林、林振冰、徐广德、唐庆治、莫迪、费勤等，全部是留美回国的学者，另有美籍教师1人，法籍教师3人，教师阵容强大。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2）
南京在中国大学史上首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的决策人是校长郭秉文和教务长陶行知，坚决支持大力推行的则是刘伯明、杨杏佛和陆志韦等几位著名教授。1920年夏曾招收正式女生8名、旁听生50名，引起社会哗然，原定北大联合同时招生，但北方迫于压力只收几名旁听生，这是南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且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在此时任教于东大文科。
杨杏佛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到了校方忌恨，被迫离校。1924年杨杏佛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孙中山奔走南北，奉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深得信任与赏识。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被推为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就在他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1933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
二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他的两件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不肯在袁手下做事，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决定斥巨资80多万两白银，在南京紫金山第二峰的南麓修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举为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国民党中委沈涵认为这是个肥缺，做梦都期求。杨杏佛为了保证中山陵的工程质量，决定公开招标。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许多一流建筑公司，纷纷投标竞争。为了达到中标的目的。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往杨杏佛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沈涵对杨杏佛非常嫉妒，想取而代之，便设计陷害他。沈涵派亲信刘发，谎称是大同建筑公司的，叫杨良光，到杨杏佛家里送去金砖10块及山珍海味两大包，请他在研究工程招标时给予关照。杨杏佛收了“杨良光”的礼，打了收条，签了字。刘发拿着杨杏佛收受贿赂的铁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杨良光”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杏佛心里纳闷：一是谈话时，他用错了几个专业术语，不像是搞建筑工程的；二是送如此厚礼的，独此一份；三是似曾见过。于是悄悄紧随其后，一直把“杨良光”护送到沈涵的家门口。
杨杏佛将此事向宋庆玲作了报告，宋庆玲听后无限感慨，把一张折叠的纸条交给了她。杨杏佛打开一看，惊诧不已，问：“我写的这张收据怎么会在您这里？”宋庆玲说：“沈涵恶人先告状，编造谎言，说什么他意外得到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于是就送我这里来。”杨杏佛脸上露出了微笑，说：“您看到我亲笔签名的收条，就一点也不怀疑我？”宋庆玲睿智地笑笑：“那天，我一看到这张收条，心里就想，这是一条多么巧妙结实的绳索呀，沈涵这只老狐狸被你套住了！”
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的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了礼。招标会之前，杨杏佛带着他们，包括化名“杨良光”的刘发，参观了礼品陈列室，当他们各自看到自己的公司名称和所送礼品时，十分尴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