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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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系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派人去炸，去的人因沿途汽车阻塞，行进困难，到处是爆炸声、枪炮声，只走了几公里就无法前进，又撤回山洞。我说杨森留在城内，通知他去炸，他可能有些办法。毛人凤即用电话通知杨森，杨满口答应即派海军人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到了深夜，蒋介石逃到白市驿机场，在飞机上留宿一晚，第二天偕同顾祝同、蒋经国、钱大钧等逃往成都。蒋介石临行前叫蒋经国通知杨森死守重庆，又命毛人凤将山洞、公路、桥梁、涵洞炸毁，毛人凤、杜长城派了几个人执行。我与空军的晏玉琮等待蒋介石逃跑后，见机场四周发生枪战，即率领军统特务和空军司令部人员，乘两架飞机逃往成都，行前还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器材和４架待维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选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540—5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1）
·《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沈母言：“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1935年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实，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不过，《红岩》中的徐鹏飞，与真的徐远举是有不少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资料或传记文学，所以允许作者加以创造。
我与徐远举相处前后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学习改造，而且私交相当深。我认为对这样一个人物，还是应当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除我写些有关他的情况外，更希望了解他的人，也都写点出来，尽可能把这个人的一生，写得全面一些。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
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
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她有天在吃午饭时，仔细看了徐的面相后，当天晚上告诉我：“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我即回答，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过了几天，我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班禅活佛，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让活佛摩摩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入藏途中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2）
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3）
破坏地下党
战胜利后，戴笠死去，毛人凤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来为他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给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竟直接寄给了朱绍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便召开“丙种汇报”会议，研究破案的办法。特务们一致认为，应派特务设法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掌握情况，才能达到目的。
不久，徐远举得到了重庆站打入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组织二处与重庆站联合破案，在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徐远举日夜审讯，任达哉在徐的软硬兼施之下，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徐回头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