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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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４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学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3）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需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四、运用各种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处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战，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
一无所获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国民党当局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4）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黑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１０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中共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人民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扬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４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１７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5）
酷刑严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有许多革命者经受了严刑拷打，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