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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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组18人乘车到华莹山。途经蓬溪时川北解放，各人分散行走，到华蓥山集中……”
又据南充市公安局的一份《敌情通报》称：“匪保密局于1949年由成都派一个潜伏组到南充，行至中途，分散准备到华蓥山。”
根据这些重要线索，遂报经省公安厅批准，将杨大发列为重要潜伏特务嫌疑进行侦控。地、县公安机关的领导与侦察员，一道认真总结了一年多调查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杨大发伪装贫农无疑。要查获杨大发的真实身份，只有从解放前熟悉其妻田德俊的人中扩大线索。于是，决定派文义彬、张中桃同志，三次去往重庆调查。但均未发现杨大发线索。侦察员们毫不气馁，冷静分析后认为，查不到杨大发的历史踪迹，很可能因为他的名字是假的。侦察员再次返回乐硕镇查访，终于找到了曾在田映贞家里帮工多年的雷开云。雷开云说：“田德俊最后嫁的这个男人叫杨进兴，听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过事。据说他腰别手枪，拿着铁铐到处捉人。”
案件终于获得突破性发展。文义彬、张中挑马不停蹄地立即返回重庆。经查阅敌伪资料，终于查到了杨进兴是保密局西南特区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长特务身份的材料。
为了证实杨大发就是杨进兴，还需要获取照片进行辨认。但杨大发夫妇平时很谨慎，从未发现他们照过相。经研究，决定派侦察员青长明、赖永金，以搞农业合作社的身份，长驻该村，寻机拍照。他们以要宣传农业初级合作社的名义，在村里四处拍照，拍下了不少社员劳动的场景。“驻社干部照相喽！你们也来一张！”一名社员喊杨大发夫妇。“你看，浑身是泥巴，头也没梳，脸也没洗。今天你们先照，等几天我们再照。”杨大发夫妇几次都婉言谢绝了。
后来青林社被评上了全区先进合作社。社长下令，要照一张全社集体相，参加县上劳模大会，会员都不能缺席。就这样侦察员终于取得了一张有杨大发夫妻的集体照片。杨大发夫妻的头像获得后，公安机关第四次派人带着杨大发夫妻的照片，到重庆南岸监狱找在押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等10余名特务辨认，均认定杨大发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等4位同志，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妙计。当晚三村贫协主席杨大发接到村长通知，让他明天早上去银行换贷款条子，顺带把村里的几把椅子挑到区公所。
17日上午，杨大发经过3公里的跋涉，挑着椅子满头大汗来到了区公所的石梯前。正当杨大发气喘未定地刚进入办公室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叫一声：
“杨进兴！”
杨大发立即答了一声：“到！”
瞬间，从屋内冲出来的几名侦察员，将他掀翻在地，一起扑上前，压得他动弹不得。随后，四只短枪齐刷刷对准了他，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在了“贫协主席”的双手上，当场宣布将其依法逮捕。至此，“贫协主席”的画皮终被剥落。
五
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进兴被捕获后，供认了全部罪行。杨进兴并供认，临解放时，他乘坐周养浩的车，从重庆逃到成都。奉毛人凤、徐远举之密令，由周养浩给他两百个银元作活动经费，与王明清等28人，到川北华蓥山打游击。杨进兴等18人途经射洪县时，汽车坏了，车上的人各自逃窜。杨进兴虽然成了光杆司令，仍带着妻子向华蓥山方向行进。行至南充市时，解放军已进入南充，杨进兴便逃到南充县青居乡烟山脚下，改名杨大发就地潜伏。除种田外，杨进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抬滑竿、拉板车、卖灯草为掩护，来往于南充、南部、岳池、广安之间，妄图联络旧部和残余特务，伺机再动。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杨进兴才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起来，便死心潜藏下来，妄图逃脱打击。
“杨大发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真凶杨进兴！”《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小报刊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题，报道了杨进兴落网的消息。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全国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西安义举揭示抗日主张堪称一代名将，华清兵谏促成国共合作无愧千古功臣”。
位于长安韦曲杨虎城陵园里的“正气亭”青砖灰瓦，四角飞檐。雕刻在亭外立柱上的这副对联凝结了后人对杨虎城将军的最高评价。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园内一片静谧。“正气亭”前沿山坡铺设的54级台阶，一派巍然。转过大亭，拾阶而上，“革命先烈杨虎城之墓”静静躺在北面山坡一片松树林的正中央，紧邻的北侧是一同遇害的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之墓，南边不远处是另一位夫人张惠兰女士之墓。这里是杨虎城将军最后的归宿，而57年前的阴霾之夜已烟消云散……
参考文章：
《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落网记》，作者：胡昭裕，原载《工人日报》
《谁是杀害杨虎城的幕后真凶》作者：郭雪，原载《华商报》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末日》，作者：孙曙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落网记》，作者：刘邦琨，《党史天地》2001年12期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1948年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挺进报》送到了西南公署，长官朱绍良怒气冲冲
·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重庆主持破案
·特务打入《挺进报》内部，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党人酷刑相逼
·对华蓥山组织四次大屠杀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干掉杨虎城，陈仪交军法会审
·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
·对重庆进行爆炸破坏，也不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一部《红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的反面人物——穷凶恶疾的徐鹏飞也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熟悉。而事实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其原型就是军统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