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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李敖杂文作品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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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蝙蝠身上,中国文化表现观察力的粗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举一篇古文做例子。七步成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曹植不喜欢蝙蝠,他在这篇赋里,把蝙蝠丑八怪骂了又骂,他一开始就感叹:“吁!何奸气生兹蝙蝠!”(翻成新诗人的表达法,就是:“天啊!什么样的奸邪之气,才生出你这种坏东西来啊!”)曹植接著表示,蝙蝠虽然能飞,可是长得不像鸟,所以“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被爱惜羽毛的鸟类给赶出来。《蝙蝠赋》写到这里,观察得都别有天地,但到最后,说蝙蝠“巢不哺毂(车为一鸟,我猜通繁体谷字?),空不乳子”,却观察得大错特错。曹植不知道:蝙蝠不是别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哺乳动物啊!

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植,观察得高竿,观察得深刻。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

pearsall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

god。”这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

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做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一般所谓的‘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

匈牙利政治家葛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象,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icannotpretendtofeelimpartialaboutcolors。)。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昨天报载,蝙蝠洞的蝙蝠飞走了,要到明年四月才回来。我不希望纯种的蝙蝠刚飞走,又冒出一些变种的来“物之生克”,我警告。

附记:纪元九零五年,朱温“聚裴桓等名士数十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初,李振、、、、言于温曰:‘此辈尝自谓诸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温笑从之。”(《资治通监》卷二六五)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浊水溪!

筋斗云有感:

在四川,蝙蝠据说是老鼠吃盐变的,四川人又称蝙蝠为“盐老鼠”,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吃盐可以长翅膀。

文中黄鼠狼自称狐仙,不知是否有古文根据,我的记忆里,狐仙称为“狐大仙”,黄鼠狼称为“黄大仙”,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另外,文中讲西方没有“物之生克哲学”,我觉得未必。我记得曾看过一部讲另类疗法的录像带,西方从很早以来就有类似的观念,记得举例就是柳树生河边,不怕水,西方有人拿柳树根治风湿,(而且是名人,现在不记得是谁了),所以或者不是西方的主流哲学,但也是某一派的哲学了。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大人格与小人格

作者:李敖

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理由是鲍叔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仲、所以伟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人格”标准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

小人格:匹夫匹妇的层面

毛病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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