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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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大资本与小资本竞，而小资本全致亏耗，故曰牺牲无量数之资本。无资本者虽有技能不能自存，此牺牲劳力者一；当小资本与大资本竞时，各雇用劳力者，及小资本失败，而所雇用之劳力者，随而失业，此牺牲劳力者二。故曰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推其根原，则实由前此工业组织之变迁，不以进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风疾雨之骤至，应之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任其自然，遂至偏毗于一方而不可收拾。而所谓应之失措者，其一在政府方面，其一在人民方面。其一在政府方面者，则放任太过，虽有应干涉之点而不干涉也；其在人民方面者，多数人民，不能察风潮之趋向而别循新方面以求生活也。美国经济学大家伊里（R．T．Eey）曰：“使当工业革命将至之前，工人有识见高迈者，能合多数工人为一团，置机器，应时势而一新其制造法，是即地方之组合也，即一种之协立制造会社（CoperativeFactory）也。果尔，则工业组织之过渡可以圆滑而推移，而后此之骚扰革命可以免。惜乎见不及此，墨守其故，终至此等利器，仅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驯至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可叹也。”其意盖谓使今日劳动者阶级，当时能知此义，则可以自跻于资本家之列，而奇赢所获，不至垄断于少数也。此诚一种之探源论也。虽然，吾以为当时欧洲之多数人民，即见果及此，而于贫富悬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终无几也。何也？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巩固，而其程度益显著云耳。盖当瓦特与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欧之土地，本已在少数人之手，全欧之资本，自然亦在少数人之手。其余大多数人，业农者大率带隶农之性质，所获差足以自赡耳。其业工商者，赖其技能，以糊其口，虽能独立，而富量终微。逮夫机器兴，竞争盛，欲结合资本以从事，则其所结合资本中之多量，必为旧有资本者所占；其余多数中产以下者，虽悉数结合，而犹不足以敌彼什之一。故彼工业革命之结果，非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实则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贫者终以贫也。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少数之贵族，即地主也，而多数之齐民，率皆无立锥焉。生产之三要素，其一已归少数人之独占矣。（经济学者言生产三要素，一曰土地，二曰资本，三曰劳力。）故贵族即兼为富族，势则然也。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此后虽死灰偶烬，而终不能长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尽，虽以亲王之贵，亦有岁俸而无食邑。白屋公卿，习以为常，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而富力之兼并亦因以不剧也。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自法兰西大革命后，虽力矫此弊，而至今迄未尽除。夫长子相续，则其财产永聚而不分，母财厚而所孳生之赢愈巨，其于一国总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之患，一国富力永聚于少数人之手，此其敝也。我国自汉以来，已行平均相续法（此事余别有考据），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沾之。其敝也，母财碎散，不以供生产，而徒以供消费，谚所谓“人无三代富”。职此之由，盖拥万金之资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复有子五人，苟无所增殖而复均之其子，则人余四百矣，非长袖则不足以善舞。我国富民之难世其家者，非徒膏梁绔袴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虽然，缘此之故，生产方面，虽日蹙促，而分配方面，则甚均匀，而极贫极富之阶级，无自而生，此又利害之相倚者也。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贵族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朘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及屡经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积弊方除，而产业革命已同时并起，无复贫民苏生之余地矣。中国则既无贵族教会梗于其间，取于民者惟一国家。而古昔圣哲，夙以薄赋为教；历代帝王，稍自爱者，咸凛然于古训而莫敢犯，蠲租减税，代有所闻；逮本朝行一条鞭制，而所取益薄。当厘金未兴以前，民之无田者，终身可不赋一铢于政府，劳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夫富量由贮蓄而生，此经济学之通义也；而所贮蓄者又必为所消费之余额，又经济家之通义也。然则必所入能有余于所出，而后治产之事乃有可言。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齐氓一岁所入，而政府、贵族、教会，朘其泰半，所余者仅赡事畜，盖云幸矣。中国则勤动所获，能自有之，以俭辅勤，积数年便可致中产。故贮蓄之美风，在泰西则学者广为论著以发明，政府多设机关以劝厉，而其效卒不大；观中国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俭贮蓄之人愈多，则中产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凡此皆所以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虽然，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然则欧人工业革命所生之恶结果（即酿出今日社会革命之恶因），我其可以免乎？曰：虽不能尽免，而决不至如彼其甚也。盖欧人今日之社会革命论，全由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而欧人现今经济社会组织之不完善，又由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社会组织不完善而来。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虽未可云完善，然以比诸工业革命前之欧洲，则固优于彼。故今后生产问题，虽有进化，而分配问题，乃可循此进化之轨以行，而两度之革命，殆皆可以不起也。（欧人前此之工业革命，可谓之生产的革命；今后之社会革命，可谓之分配的革命。）请言其理：夫生产之方法变，非大资本则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株式会社）起。此欧人经过之陈迹，而我国将来亦不能不敩之者也。然欧人之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现在多数之中产家也。此其发脚点之差异，而将来分配之均不均，其几即兆于是也。夫欧人岂必其乐以股东之权利尽让诸豪族，使如伊里所言，合工人以组织一协立制造会社者，岂其无一人能见及此，而无如其前此社会之组织，本已分贫富二途，贫者虽相结合，然犹以千百之僬侥国人与一二之龙伯国人抗，蔑有济矣。故昔日之富者，因工业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贫者，因工业革命而愈贫。（虽间有工业革命后由贫而富、由富而贫者，然例外也。）何也？非大资本不能获奇赢，而公司则大资本所在也。有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富。无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贫，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而中国情形则有异于是。试以最近之事实证之。粤汉铁路招股二千万，今已满额，而其最大股东不过占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其数又不过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数（每股五元）。盖公司全股四百万份，而其为股东者百余万人。此我国前此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表征，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联兆也。诚使得贤才以任之，复有完密之法律以维持之，杜绝当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机，则公司愈发达，获利愈丰，而股东所受者亦愈多。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生产方法，大变而进于前；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夫今者欧美人见贫富阶级悬绝之莫救也，以是有倡为以公司代工人贮蓄，将其庸钱之一部分代贮焉，积以为公司之股本，他日公司获利，彼得分沾，则劳动者兼为资本家，而鸿沟或可以渐图消灭。然在积重难返之欧美，此等补苴，不能为效也。而我国则此事出于天然，不劳人力。盖工业革新以后，而受庸钱之人，半皆兼有资本家之资格，此殆可以今日之现象而测知之者也。（其不能举一切劳动者而悉有某公司之股份，此无待言。然举国无一贫人，则虽行极端社会主义之后，犹将难之。但使不贫者居大多数，即经济社会绝好之现象矣。）此无他故焉，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其于分配一方面，已比较的完善，而远非泰西旧社会所及。由现今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其危险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无识者妄引欧人经过之恶现象以相怵，是乃谓杞人之忧也。然又非徒恃现在经济社会组织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欧人所以致今日之恶现象者，其一固由彼旧社会所孕育，其二亦由彼政府误用学理放任而助长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质，复鉴彼百余年来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其条理详下方），则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复辙之轨，吾知免矣。所谓不必行社会革命者，此也。所谓中国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请言其理：夫今日东西列强，所以以支那问题为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者何也？凡以国际的经济竞争之所攸决云尔。经济学公例，租与庸厚则其赢薄，租与庸薄则其赢厚。（土地所得曰租，劳力所得曰庸，资本所得曰赢。此严译《原富》所命名也。日人译之曰地代，曰劳银，曰利润。）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庸两薄之地为利，不得则亦求其一薄者。欧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以过富为患，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其在欧土，土地之租与劳力之庸，皆日涨日甚，资本家不能用之求赢，乃一转而趋于美洲、澳洲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经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轻，于是招募华工以充之，则租庸两薄而赢倍蓗矣。乃不数十年，而美澳诸地昔为旧陆尾闾者，今其自身且以资本过剩为患。一方面堵截旧陆之资本，使不得侵入新陆以求赢，而旧陆之资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过剩之资本，不能求赢于本土，而新陆之资本家亦病。日本以后起锐进，十年之间，资本八九倍于其前，国中租庸，日涨月腾。而日本之资本家亦病，于是相与旁皇却顾，临睨全球。现今租庸两薄之地，无如中国，故挟资本以求赢，其最良之市场亦莫如中国。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者，皆此之由。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其将何以御之？夫空言之不能敌实事也久矣，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