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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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恤我、抚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于今日矣。此则魔鬼所为掀髯大笑，而天帝所为爱莫能助者也。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OPENTHEDOREINCHINA，译意谓将全国尽开为通商口岸也）……夫开放门户，岂非美事？彼英国实门户全开之国也。而无如吾中国无治外法权，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汉口等号称为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尽力者乎？其尽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机关。今内河既已许外国通行小轮，而列国所承筑之铁路，必将实施速办，而此后更日有扩充矣。夫他人出资以代我筑当筑之铁路，岂不甚善？而无如路权属于人，路与土地有紧密之关系，路之所及，即为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尽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维持其秩序，担任其治安。和议成后，必有为我国代兴警察之制度者。夫警察为统治之要具，昔无今有，宁非庆事？而无如此权委托于外人，假手于顽固政府，施德政则无寸效，挫民气则有万能。昔波兰之境内，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兰耶，其祸波兰耶？又今者俄国本境警察严密，为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贼者则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沈九渊而不能复。俄民永梏，而俄政府亦何与立于天地乎？而况乎法制严明、主权确定之远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犹假强盗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顿其财政。夫中国之财富，浮积于地面，阗塞于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纵万国，雄视五洲矣。而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不见乎今日欧美之社会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资本家与劳力者，划然分为两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中间无复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畴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声、胼手胝足，以求一劳役于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兴教育。教育固国民之元气也，顾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而达官华胄，有出其娇妻爱女，侍外国将官之颦笑，以为荣幸者矣。吾知此后外国教育之势日涨，而此等之风气亦日开，所以偿义和团之损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其间有一大鸿沟焉；而奴隶之奴隶教育，更有非言思拟议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国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熟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获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实乃使其鱼烂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车屡折，而来轸方遒；饮鸩如饴，而灰骨不悔。吾又将谁尤哉！吾又将谁尤哉！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19O1年10月12日，10月22日）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称述之国家思想，果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虽然，以视前者，则其进化之迹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骤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故今略述其变迁异同之大体，使吾国民比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将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之变迁，举其特异之点，凡若干条，兹译录如下：甲中世乙近世一、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国家之组织，皆由天意，受天命。一、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其所组织，乃共同生活之体，生民自构成之，生民自处理之。二、国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门之学说而来，王者代上帝君临国家，王国即神国也。天主教主持教令与国家之两大权，谓教界之权与欲世之权，皆上帝之所付，其一归于教皇，其一归于罗马帝。即耶稣新教，虽知教令干预政权之不可，然其论国家权，仍带宗教上之思想。二、以哲学及史学，定国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学，全自国家与吾人之相关如何著想。或曰：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合意而结成者也。或曰：国家者，同一之国民，自然发生之团体也。要之，近世国家之理想，非全滞于宗教、亦非全离于宗教。至政治学之所务，则不在求合于天则，而在求合于人事。三、中世国家之理想，虽非如东洋古国（指埃及、犹太等）直接之神权政体，而尚不免为间接之神权政体。盖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三、神权政体，与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国家，乃生民以宪法而构造之。其统治之权，以公法节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为之方法，以图国民之幸福。四、国家由教徒之团体而成，故以教派之统一为最要。凡异教、无教之徒，不许有政权，且虐待之。四、宗教无特权，无论公法、私法，皆与教派不相涉。国家有保护五、耶稣教国，以教令为形而上者，故视之也尊；以国家为形而下者，故视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国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权，免常务。五、国事自有精神（国民之元气），有形体（宪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谓自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同例。）对于教令令而有独立之地位，且能以权力临教会。旅行法律也，一切阶级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优之权。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会管之；各专门学，亦归宗教势力范围。六、国家所委于教会者，仅宗教教育耳。若学校，则国家之学校也。一切专门学，皆脱宗教之羁绊，国家保护其自由。七、无公法、私法之别，无属地所行之主权，殆如私管业之财产。君权者，一家族之权也。七、公法与私法之区别极分明，公权与公务相倚。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国权破碎分离，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渐推移，法律之组织极散漫。八、国家者，自国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存于国家。国家因国民的基础，其范围日趋广大。法律亦以国家统一之精神，施平等于全体。九、代议选举之权，由身分而异，贵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势力，法律亦因阶级为区别。九、选举之权，达于人民全体，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国而为一。十、诸侯自保其家国，故盛行保护政略。国家主仅，偏于一方，细民不能享自由。十、全体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权力。十一、国家无意志，无精神，只由于天性与趋势而决行为，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习俗为根柢。十一、国家自有知觉，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议别择为根柢。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举欧洲旧思想与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一比较，列表如下：甲欧洲旧思想乙中国旧思想丙欧洲新思想一、国家及君、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十九世纪下半纪之国家主义，亦颇言人民为国家而立，然与旧思想有绝异之点，另详。）二、人民之一部分，与国家有关系。国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据为己有，而不能一人独有。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三、治人者为一级，被治于人者为一级，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之地位；即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无其级。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四、帝王代天临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与神为一体。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五、政治为宗教之附属物。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五、政治与宗教，各有其独立之位置，两不相属。六、公众教育，权在教会。六、无公众教育。六、公众教育，权在国家。七、立法权在少数之人（君主及贵族）其法以神意为标准。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旧社会之习惯。）七、立法之权在众人（全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八、与中国旧思想略同。八、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八、公法、私法，界阶极明。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当之权利义务。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惟法律有种种阶级，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异之法律。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外，其余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虽君主亦不能违公定之国宪。十、政权分散，或在王，或在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无所统一。十、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央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中央政权，谓之弱小也不可，谓之强大也亦不可。十、政权统一，中央政府与团体自治，各有权限，不相侵越。今考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之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0001。gif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复然；未来者未来，如说食之不能获饱；今暂置勿论，但取现在通行有力者而论之。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以拿破仑旷世之才，气吞地球八九于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壮图，泡灭如梦，亦惟反抗此主义之故。拿破仑之既败也，此主义亦如皎日之被翳，风雷虽歇，残云未尽。于是比利时合并于荷兰，荷尔士达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领于丹麦，意大利之大部被轭于奥国，匈牙利及波希米亚亦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