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文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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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知了世界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２）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５）拉芳丁（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中秋二愿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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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做文章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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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３）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４）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５）“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６）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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