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恋-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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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ＰＯＷ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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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会说这种话！”
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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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彷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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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