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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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瞭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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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剎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划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彷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眬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彷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抛出去打破了窗户，瞭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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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眬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着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