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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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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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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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在线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彷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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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
